东西问丨许子东：文学经典为何永不过时？

　　中新社香港5月15日电 题：文学经典为何永不过时？

　　——专访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许子东

　　中新社记者 曾平

　　文学评论学者许子东的大部分职业生涯在香港高校度过，他孜孜不倦地向公众解说文学经典。现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的许子东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详谈他眼中的中国文学变迁及文学经典魅力。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文学历史悠长，其影响力在国内和海外分别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许子东：文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国家的精神支柱之一，甚至是政治的支柱之一，因其一头连着科举。中国古代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举制度。这既帮助皇帝网罗天下人才，也为普通人提供合理的上升途径。科举制度不靠世袭，这在当时世界其他国家中几乎不存在，欧洲文明都是骑士、贵族等世袭制。中国的科举考试，主要考的是四书五经，文学就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海外的影响不大，而受海外的影响较大，主要是来自印度的佛教，较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面貌。虽然在18世纪伏尔泰、歌德读到中国的《赵氏孤儿》惊为天人，但这只是局部现象。

　　相较晚清以前的文学，现代文学被认为有革命性的变化。此时的中国文学受到外国文学的直接影响，包括形式和思想内容。比如在形式上，中国过去的小说是全能叙述的章回体，到了鲁迅小说中的“我”已不是全知型；更明显的是出现了意识流写法，虽然李商隐的诗中也能找出意识流，但这一写法总体上是受西方文学技巧影响后才出现的。

　　形式以外，受影响的还有价值观。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我之节烈观》，就挑战了中国历史悠久且大部分人相信的价值根基。

　　直到现在，文学的影响力也没有多少锐减。虽然像古代那么巨大的直接影响已不再，现在考试也有很多不同学科，但“读书高”的心理还在，“孔乙己的长衫”还在，核心的内容没有改变。

　　中新社记者：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有哪些不同？两者有怎样的交流互鉴？

　　许子东：一般认为世界文学有三个高峰。一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荷马史诗；二是16世纪的英国文学，即莎士比亚；三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出现时，中国正从一个大国衰落到几乎要救亡的地步。因此，中国文学从梁启超、鲁迅开始，就有救中国这个主题。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觉得中国作家“感时忧国”，太着迷于此，但这是一种苛求。提出后现代主义的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就论断，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民族国家寓言。只要国家还陷在第三世界，文学作者很自然地会想到国家的民族历史情况，不会只局限于对人性的解剖。

　　“感时忧国”并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相通的。鲁迅并没有翻译美国文学、法国文学，他喜欢波兰文学、北欧文学。他看出在弱小民族的文学当中，有中国作家最有用、最感兴趣的东西。中国的传统中，文学有载道和言志两个主流。西方文学在整个中世纪都载道，但在文艺复兴后，逐渐形成以言志为主的意识，特别是19世纪康德以后，认为文学起源于游戏，并非功利。这也是西方现在的主流观点，这些观点在五四运动后影响了中国文学。

　　中新社记者：中国文学的现状如何？

　　许子东：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文学较为混杂，直到今天也是。有载道主旋律，有历史解剖，有言志，有完全追求个人风格，有娱乐。不过我认为中国文学再混杂再发展，传统总是最强的。今天的中国小说受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俄罗斯文学、日本文学等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现状，每年出版几千本，概括起来就是晚清前的四大传统。

　　一是三国类的历史演义，《白鹿原》以及很多抗战电视剧都属于这类。二是水浒类，核心价值是忠孝节义，这类作品最发达，《红高粱》《平凡的世界》《活着》等，都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故事。三是红楼梦类的男女世情，如《长恨歌》《废都》以及近期很火的电视剧《繁花》等，对吃穿等生活细节非常讲究。四是西游类的神魔奇幻，这类传统在内地空了整整百年，金庸在香港继承发扬了。现在有新的接续，比如《三体》这样的科幻小说。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文学经典永不过时？

　　许子东：表面原因是文学能写这个时代，作家写的是他自己理解的他的时代，要别人认可，这是第一步。在认同这个的基础上，就是写人性，人性又使人感动，就会成为经典。有人认为写“作家论”不够学术性，我认为并非如此，“作家论”是大学生或研究生做学问的重要基础和起步，它可以是最基本的，也可以是学术前沿最尖端的。如果写“作家论”选择的是文学史上有重要代表性的人物，那就不只是在写一位作家，而是在对整个文学史甚至背后的文化背景发表意见。

　　鲁迅是一座山，张爱玲是一条河。隔了这么多年，广大读者之所以依然如此喜欢两位作家，还是因为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看到今天、看到社会。鲁迅成为经典是因为那个时代国家陷入灾难，在启蒙救亡的文化潮流里，鲁迅的小说和他的言论是最深刻的，不仅指向混乱的社会现实和当时中国糟糕的政治制度，也指向中国的国民性。鲁迅的文学是一种英雄的、超人的、救世的文学。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以鲁迅为榜样，都愿意以鲁迅精神自励自勉。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当之无愧。

　　张爱玲的独特性，在于她写的是常人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作家其实都写日常生活，但他们希望日常生活要体现出社会发展的方向。张爱玲不是。她的一篇散文《中国的日夜》，写的是一群人打着补丁在菜市场买菜，这就是中国的日夜。所以张爱玲显示了文学介入社会的另一种可能，就是平民的。

　　在艺术形式上，鲁迅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欧化倾向，其语言是半文言，但他的艺术形式非常现代。张爱玲有意要扭转欧化的文艺腔，所以她借用晚清甚至更早的传统文字。她也不拒绝鸳鸯蝴蝶派的某些技巧，所以她代表了鲁迅以外的另一种文学潮流。

　　中新社记者：文学有所谓“最好的时代”吗？经典的诞生更多依赖个人才华还是时代背景？

　　许子东：时代帮了鲁迅和张爱玲，但不是主因。鲁迅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20年代，他中期的作品，《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都创作于那个混乱的年代。张爱玲的黄金时代是1945年前的那几年，之后因为各种个人原因，她就再也找不到写作的舒适状态。没有一位作家不愿意超越自己，可能否超越没关系，文学是以达到的最高点来衡量的。

　　从文学史来看，社会最好的时代不一定是对作家最好的时代，早期的唐朝非常好，朝气蓬勃，却没有多少好作品。唐诗什么时候发达？安史之乱以后的中晚期才是唐朝文学的高峰时期。因此，文学作品和时代背景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中新社记者：香港的文学经典有何特质？

　　许子东：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来讲，香港文学的特点不那么明显。在现代华文文学的语境中，港台文学是内地(大陆)主流文学的一个补充。如武侠小说，香港有梁羽生、金庸，他们的影响力后来辐射到世界各地，再反馈到内地。武侠以外，香港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在内地也有很高销量，包括亦舒、张小娴、李碧华等。相较内地主流文学，香港文学种类较多，有几种不同的潮流，包括纯文学，如刘以鬯、西西、也斯等。希望不同文学潮流在香港继续存在下去。

　　香港导演将文学改编为经典，最好的例子就是《繁花》。它的基础是世情小说，是很闷的描写社会人性的清明上河图般的小说，王家卫导演将其改成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并切中时代和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表现20世纪90年代国家的变化。《繁花》中也有武侠精神，有情有义最重要。王家卫用香港非主流的文学传统——武侠言情，来表达现实主义的社会主旋律。王家卫对香港导演和作家的启示，在于用香港或海派的文化资源，丰富整体中国文学的格局。

　　中新社记者：香港融汇东西的城市气质将在助推文化事业方面扮演怎样独特的角色？

　　许子东：文化交流方面，香港有很多优势。香港人普遍英文好，很多外国歌剧来港演出，语言上没有障碍，内地剧团来港演出，也有人捧场。所以香港可以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平台。香港如果要成为文化中心，出版自由也是关键之一。香港书展有很好的传统，老百姓也有基础。

　　但作家难说，作家就是写自己的故事，他们只要忠于自己就行。香港出名的作品，必定是融汇东西方的。比如刘以鬯的《酒徒》，是中国最早的意识流长篇小说；西西的《我城》中的零度叙事，也是中国文学过去从未有过的，写香港本身的命运，写法非常现代。香港在纯文学圈子受好评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现代主义技巧的实验。(完)

　　受访者简介：

　　许子东，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曾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代表作《郁达夫新论》《细读张爱玲》《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等。因担任《锵锵三人行》《圆桌派》等节目的嘉宾而被公众熟知，凭借鞭辟入里的评论和见解深得观众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