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义”与柏拉图“正义”，中西古典政治理想如何隔空共鸣？

　　中新社重庆6月13日电 题：孟子“仁义”与柏拉图“正义”，中西古典政治理想如何隔空共鸣？

　　——专访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文涛

　　中新社记者 钟旖

　　作为中西古典政治哲学的两座高峰，孟子的“仁政”思想与柏拉图的“美好城邦”构想，分别塑造了中西方早期政治文明的精神内核。二者时空相隔，却在对理想政治秩序的追寻中呈现诸多相通之处，也因文明底色差异走出不同路径。

　　孟子的“仁义之国”与柏拉图的“正义之邦”，是否殊途同归？中西古典政治理想如何隔空共鸣？古典智慧对当下有何启示？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6月9日至10日在希腊雅典举行，受邀参加大会的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文涛，近日就上述问题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孟子的“仁义之国”与柏拉图的“正义之邦”视作中西古典政治文明的典型理想？二者核心追求是否一致？

　　张文涛：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文明”的内核是国家和政治，“政制”或政治秩序则是这一内核的关键所在。中西方古典先贤均将构建最佳政制或理想政治秩序作为中心命题，这也是二者具备可比性的基础。

　　孟子将“仁义”作为政治文明的核心追求，其理想是建成以仁政、王道为旨归的“仁义之国”，其内涵包含两大维度：一是保障饱食暖衣的民生基础，二是推行道德教化；最终实现人伦有序、天下安定。

　　柏拉图以“正义”为标尺构建“美好城邦”，也就是哲人王统治的“正义之邦”。城邦分为统治者、战士和民众三大阶层，各阶层恪守本分，践行智慧、勇敢和节制等德性；统治者以全体民众利益为重，并依靠制度性的教化维系城邦和谐。

　　可以看到，在文明理想上孟子和柏拉图的核心追求高度一致：都在探寻人类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秩序，拒绝混乱失序的社会状态；都希望依靠为民谋利和道德教化，打造和谐、一体、安定、和平的理想政治共同体。

　　中新社记者：孟子与柏拉图都对“利益至上”的治国理念提出批判，二人分别如何阐释“道义”和“利益”的关系？

　　张文涛：孟子和柏拉图都主张治国必须为民谋利，但同时也反对“利益至上”。在两人眼中，“义”与“利”，或“道义”与“利益”的取舍，直接决定一个国家是走向理想良政，还是沦为暴虐恶政。孟子心目中的王道、柏拉图推崇的哲人王制度，是两种理想政体；与之相对，霸道、僭主政治，则是“先利后义”或“舍义逐利”的治国原则所催生的政治恶果。

　　两人都指出，社会和国家如果把追逐利益当作唯一准则，会形成巨大隐患。如果上至君主、下至百姓，人人只为自身、家族、小政治团体谋取私利，整个社会和国家就会陷入互相争斗的局面。两人也同时指出，人的欲望没有上限，贪欲会不断膨胀，强者为抢夺利益发动争斗，终将导致政治动荡、秩序崩塌。

　　但二人并非完全否定利益。孟子认为，道义本身就是天下百姓的公共利益；柏拉图也指出，真正的正义要服务全体民众，而非满足掌权者的私欲。想要化解无限逐利对社会和国家带来的内讧、分裂，核心原则就是用道义和制度约束私欲：一方面严格要求和教化统治者、掌权者，令其放下个人贪欲，以公共福祉为先；另一方面也通过教化引导普通民众，恪守本分、节制欲望。

　　另外需要厘清一点，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柏拉图主张的统治者为民服务，二者都是鲜明的民本思想，但这两种理念都建立在古代君主制框架之下，和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从本质上来说，中西两位先贤都希望依靠德性、制度和教化，打造安定有序、普惠大众的理想社会。

　　中新社记者：同为理想政治蓝图，孟子的“仁义之国”与柏拉图的“正义之邦”在实现路径上，为何走向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分野？

　　张文涛：两人实现理想政体的义理依托有所不同，由此形成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两条路径，这也是中西古典文明的不同特质或底色，在政治哲学中的一种直观体现。

　　孟子的“仁义之国”主张属于情感主义路径，其实现主要依托“仁爱”和“推恩”。“仁”的本质是“爱人”，理想君主依靠“推恩”，将亲情、爱心由亲人推及天下百姓。维系家、国、天下秩序的核心是人伦之爱、道德情感，侧重依靠道德良心和人伦教化凝聚共同体，弱化礼、法的作用。

　　柏拉图的“正义之邦”构想属于理性主义路径。虽然柏拉图也强调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友爱，但美好城邦的实现主要依托“智慧”和“礼法”。哲人王的本性是爱智慧，而非爱世人，其统治主要依靠理性思考、立法建制，以法律和制度性的教化来规范民众。这也催生了柏拉图思想中的一个独特悖论：哲人拥有最高的统治能力，却因倾心智慧、淡泊权位而不愿从政；但理想城邦的实现恰恰又需要哲人来担当统治者。

　　中新社记者：跨越时空，对比孟子与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对当下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

　　张文涛：孟子与柏拉图的思想对话，是中西古典文明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为当代文明互鉴提供了多重启示。

　　第一，不同文明对美好秩序的追求拥有共通价值。无论是东方的“仁义”还是西方的“正义”，都向往公平、有德、为民谋福祉的良善社会，坚守公利大于私利、德行约束欲望的底线，这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文明对话的基础。

　　第二，文明路径各有特色，应当尊重差异、取长补短。儒家以仁爱情感、人伦纽带维系社会，重道德教化与人文温情；古希腊以理性、制度构建秩序，重规则与逻辑。两种模式可以互为镜鉴，当代社会既需要道德情感凝聚人心，也需要制度理性规范秩序。

　　第三，古典智慧可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借鉴。孟子和柏拉图二人对义利关系的反思，警示现代社会需警惕功利至上的风气；通过塑造个体德行来构建社会秩序这一由内而外的思路，也说明公民道德建设与社会治理相辅相成。

　　中西古典政治思想虽扎根于不同文明土壤，却在探索人类美好生活的道路上遥相呼应、隔空共鸣。中西古典文明的这种深刻共契表明，用文明间的互鉴和互补，代替文明间的冲突和对抗，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有来自历史时空的深厚基础。当今世界需要以包容心态看待文明差异，互学互鉴，让古典智慧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完)

　　受访者简介：

　　张文涛，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2016-2024)、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理事，希腊奥纳西斯基金会高级访问学人，国际柏拉图协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哲学、西方古典学、古典政治哲学等。著有《哲学之诗：柏拉图<王制>卷十义疏》、《尼采六论：哲学与政治》等，编著《戏剧诗人柏拉图》、《神话诗人柏拉图》等，主编“智术师集”、“普鲁塔克集”等古典学术丛书，主持国家课题《古希腊文学中的正义观念研究》、《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思想渊源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