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沈睿文：北大考古百年，如何阐释中华文明价值体系？

　　(东西问)沈睿文：北大考古百年，如何阐释中华文明价值体系？

　　中新社北京5月26日电 题：北大考古百年，如何阐释中华文明价值体系？

　　作者 沈睿文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自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成立，北大考古已走过100年；1952年，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至今已有70年历史。“一百年筚路蓝缕，初心不改；七十载田野育人，薪火相传”，北大考古是中国考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百年初心不改，田野薪火相传

　　19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次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成立。这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前身，它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北大考古注重田野考古发掘、多学科交叉和注重科学的学术传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北大考古开拓创新，逐步完善学科体系建设，凝练学科发展方向，形成今日北大考古的学科布局和特色，形成融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学科的考古教学体系、研究体系以及考古教育思想。

　　1958年，北大考古就开始了有计划的中国考古学教材编纂工作，由专业牵头组织相关教员共同讨论、攻关。1975年，初步编纂出《中国考古学》各段讲义及其辅助教材。1985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编委会成立，以出版教材、专著和学术论文。2020年6月，决定建设“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教材书系”工程作为学科发展战略，继续推进和完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育人体系，争取建成初具规模的外国考古专业方向的课程体系，同时加快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学课程体系建设。

　　目前，学院立项的教材已涉及学科各个方面，基本建构起中国考古学断代考古教材、博物馆学教材以及古代建筑教材，初步建构起若干专门考古(如外国考古、城市考古、植物考古、水下考古)和文化遗产、文保的教材。《世界考古学》的中译工作也正在进行。

　　考古学对中华文明探源有何贡献？

　　研究中华文明演进模式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命题，也是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数代中国考古人自觉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苏秉琦先生以“区系类型”方法构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学说，提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三部曲三模式，即古国、方国、帝国(更早的提法是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以及原生型(燕山南北)、次生型(中原)、续生型(北方)三模式。1987年，严文明先生提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瓣花朵”模式并发展为多元一体学说；1989年，严先生又从聚落考古角度揭示史前社会从氏族到国家的发展线索。上述观点至今仍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经典，为考古学界广泛引用。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开展，延长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自2001年预研究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至今已开展二十余年，取得一系列成就。目前通过对良渚文化等的研究，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距今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正式形成，此时进入古国文明阶段，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证明为可信的历史。

　　何为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考古学阐释？

　　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考古学阐释就是以中国的考古材料为纲，结合相关历史文献，系统发掘考古材料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这反映了新时代中国考古人开始注意做好考古成果转化与利用工作，加强对考古材料的阐释能力和将考古材料转向史料的转化能力。

　　礼治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我们可以首先辨析哪些考古材料是跟王朝的礼治文化相关联的，比如，墓葬、城址以及器作、服饰等等，它们的形制和规模跟社会政治文化的对应关系及其内在机制，然后从长时段的视角系统梳理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谱系，综合考察其变与不变之处，最后才是概括提炼出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核心。

　　北大考古在建立考古学中国学派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1981年，苏秉琦先生就指出，“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北大考古走出了苏秉琦、宿白、张忠培、俞伟超、邹衡、严文明、李伯谦等学界泰斗、考古教育家和多位学科带头人，形成了涵盖中国考古主要研究领域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体系。

　　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核心是原创性的理论，即在本土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建构本土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田野考古是基础，通过田野考古获取更多考古材料，同时进行田野考古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研究；推动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借助科技考古，科学提取考古材料的信息，构建国内外考古研究的共同话语；中华文明演进模式研究和阐释；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建设；文明、国家等中国标准的提出；考古学的教育思想体系。

　　上述七个方面存在着递进的逻辑关系。未来的中国考古学还要在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全球视野下的地区考古和文明互鉴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文化遗产保护及科技快速发展下的考古技术方法和设备研发等方面着力建设，以建设有国际视野、世界格局的一流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在文明互鉴方面能作出怎样的贡献？

　　无论是北大考古还是中国考古，都十分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70年来，北大考古接纳了苏联、越南、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新西兰、印度、墨西哥、斯里兰卡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举办了大量国际学术会议和讲座，先后邀请美、英、日、韩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学者前来讲学，教师经常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访问、讲学或合作研究；并同美、日、土耳其、匈牙利、波兰等国学者合作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

　　目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已完成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资料的收集，预计2022年出版《武海马尔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研究》；中意合作意大利藏中国文物研究阶段性成果《帕尔马卷》图录、《那不勒斯卷》图录预计于2023年发表。此外，北大还与伊朗国家博物馆签署备忘录，计划整理和出版阿德比尔神庙藏中国瓷器资料。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家积极开展境外考古发掘、国际重大项目合作研究，前往肯尼亚、埃及、北美洲、中亚、蒙古国、沙特、柬埔寨等地，积极参与国外文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建设多处海外考古发掘基地。通过对水下文化遗存和陆上遗址、遗物进行考古勘察、发掘和资料整理，在外国考古领域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了中国考古力量；也增加了我们对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了解和认识。目前，中国考古正积极推动学术成果国际化，努力提升学科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讲好考古学的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中华文明的美好形象。(完)

　　作者简介：

　　沈睿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汉唐考古的教学与科研。研究涉及陵墓制度、丧葬习俗、宗教、美术、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以及中古城邑等领域，著有《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中古中国祆教信仰与丧葬》《安禄山服散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