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反转世界地图”后看到了什么？

　　中新社北京7月24日电 题：“反转世界地图”后看到了什么？

　　——专访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戴锦华

　　中新社记者 曾玥

　　2026年初，原定于2月退休的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戴锦华第四次受邀续聘。去年年末结课时，她这样概括人文学科的意义：“人文学科扮演着现代性乌托邦的持有者角色。”

　　知与行相伴而生。首次赴美访学时，一张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冲击了戴锦华对地理版图的既有认识，也促使她思考应以何种视角看待世界。后来，她开设了一门名为《反转世界地图》的课程，还用近十年时间走访3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重塑自身对于全球化的理解。

　　“反转世界地图”后，她看到了什么？为何说人文学科是“现代性乌托邦的持有者”？跨文化视角又如何实现教学相长？围绕这些问题，戴锦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回望40多年的教学生涯，您最想给学生留下什么？

　　戴锦华：我始终认为，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其核心意义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互联网的普及深刻改变了代际之间知识传承和经验积累的传统模式，搜索引擎和数据库的出现让信息获取变得触手可及。真正的挑战是，当所有知识都敞开在面前时，你是否知道它的存在、能否调动它，更重要的是，是否知道自己要问什么问题。

　　所谓“问题”，不是预设答案或已知答案的“伪问题”，而是经由深入思考产生的“真问题”。正因如此，我不愿在教学中重复，因为我重复的一定是一些已经形成的知识。我希望向大家提出那些仍然在困惑着我的，我仍然没有答案的，我在思考、在追问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大量新事物不断涌现。面对变化的时代，我的基本逻辑是，拒绝用既有思路和旧有方法解释新的问题。每一个新问题都在要求新的思考路径和解决方法。因此，我的教学和研究并不是为了给学生提供答案，而是与他们分享问题本身。

　　中新社记者：您曾说：“人文学科扮演着现代性乌托邦的持有者角色。”您认为人文学科在技术浪潮中的位置在哪里？

　　戴锦华：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工具效率的提升，也伴随着精神价值与生活方式的重塑。后者恰是人文学科必须承担、也只能由其承担的任务。

　　在自动化浪潮下，人们不仅需要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需要安顿精神世界，即我们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这些问题无法由技术本身回答，必须依赖人文学科的独特力量，为人们重新确立个人价值和生活意义提供路径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人文学科成为一种关键的平衡力量，使社会不断获得自我调节与自我赋权的能力。“乌托邦”的意义蕴于这种平衡之中。

　　从更长的历史进程来看，人文学科始终承载着现代社会的理想主义面向，也正因它不直接生产经济价值，才常被误解为“无用”。事实上，恰恰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张力，构成了对资本逐利的制衡与矫正，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反思与纠偏。

　　当通用人工智能事实上或将以“硅基生命”的方式出现在世界上时，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必须再次回归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我是谁、我身在何处、我将走向何方”。

　　中新社记者：20世纪90年代，您曾访美为十余所高校开设关于中国电影和大众文化的课程、举办专题讲座和座谈。这段经历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戴锦华：我第一次访美时，在办公室里看到一张世界地图，竟一时认不出来。过去我所熟悉的地图以中国为中心，而当美国被置于中间时，我便不认识了。这个视觉经验使我思考，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世界。

　　基于这一观察，我开设了一门名为《反转世界地图》的课程，也可理解为“在第三世界发现历史”。如果我们从第三世界国家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就会发现在以欧美为中心的叙述中被忽视甚至遮蔽的东西。反思甚至反转西方中心主义，转换主体位置和观察角度，世界的面貌可能会截然不同。

　　具体到专业领域，西方受众眼里的中国电影变化非常大。早年间，中国电影几乎不进入西方学术视野。在美国高校的课程体系中，某一非西方国家的电影能否成为选修课，往往被视为其是否具备国际传播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电影历经第五、六代导演后缓慢进入西方电影研究的视野，成为一门重要的选修课程。此后中国电影受到普遍关注，且不仅限于电影学领域，也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广泛关注。类似变化也发生在中国学等领域，越来越多汉学家将研究视角从古代中国拓展到现代和当代中国，使中国研究呈现出更为多元、动态的面貌。

　　中新社记者：您培养出了好麦特等汉学家，通过讲授比较文学与文化的内容和方法，推动他们投身中外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您如何看待这种教学相长？

　　戴锦华：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流动、互动与传播已成为普遍现实。

　　以我与伊朗学生、汉学家好麦特之间的交流为例。在与他的讨论中，我得以深入了解古波斯文化中许多细微而具体的经验。这些知识往往无法通过书本获得，必须依赖直接而密切的交流。不同文化在这样的互动中形成一个“交叉点”：中华文化和波斯文化都源远流长、各具脉络，它们之间的互动在当代语境中不断生成新的联系。

　　有趣的是，这种文化互动始终发生在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性背景之下。我们已经无法回到所谓“纯粹”的文化母体，而是在经历了现代化与西化冲击之后，重新思考彼此之间的连接方式。在这样的语境中，寻找文化之间的共建与互通、确立各自的主体位置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在这种交流中，我们尝试摆脱西方参照体系，建立一种更为平等、深入的互主体关系。

　　过去，我曾赴3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深入腹地、乡村、厂矿、营地等实地考察。通过近十年的探索，一个完整的世界重新向我打开，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社会经验不断进入我的视野和思考，逐渐塑造出建立在亲身经验之上的“世界视野”，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便会拥有更为清晰、准确的参数。

　　无论是教学、研究还是行走天下，本质上都在“看见世界”和“回观中国”。比较文学不仅是一个学科或方法论，更是一条连接世界、走向世界的路径。经由这一路径，我们得以重新理解中国的独特性，在多重参照之中，更加全面准确地思考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与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戴锦华，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任教并参与建立中国第一个电影史论专业，1993年起调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任教，1995年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建立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化研究室。

　　 戴锦华主要从事电影、大众文化与性别研究，中文专著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合著)《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年》《电影批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昨日之岛》《性别中国》等十余部；英文专著有Cinema and Desire, After The Post-Cold War。专著与论文被译为日、韩、德、法等十余种文字出版。曾在亚洲、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