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深问｜刘钝：重温“李约瑟难题”，百年变局为何更需“百川纳海”？

　　中新社北京10月13日电 题：重温“李约瑟难题”，百年变局为何更需“百川纳海”？

　　——专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刘钝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从20世纪中叶起，海内外研究中国的学人似乎都绕不开一个“灵魂之问”——“李约瑟难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学者试图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文化、人口地理等不同学科角度解答这一难题。时至今日，“李约瑟难题”不仅仍未有确切答案，甚至连这一难题究竟如何表述都尚存争论。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董事会成员、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刘钝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论纲，借此李约瑟展开了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宏大叙事。面对全球化退潮、文明冲突论盛行、霸权主义肆虐、人类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的今天，李约瑟的知识遗产可以作为一种防腐剂和清新剂。

　　他指出，“百年变局”的结果不一定要分出“谁是老大”，而是期望整个世界变得更繁荣更公正。“百川纳海”是李约瑟特别喜欢使用的一个比喻，不但适于描绘科学的历程，也适于描绘整个人类文明。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C)中提出一系列关于中国与科学之问后，中外学者各自概括、演绎，“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衍生出诸多版本。您如何概括这一著名难题？它的核心是什么？

　　刘钝：所谓“难题”(puzzle)是某些西方学者的说法，表示令人困惑之意。实际上，它不是类似数学题那样有定解、多解或无解的问题(question)，虽然我们有时也说“李约瑟问题”，但要记住它只是一个主题论纲(theme)，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国人习惯的表述“为什么不”形式，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另一个是“为什么是”形式，即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借助这一论纲，李约瑟展开了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宏大叙事。

　　中新社记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就认为，中国没有科学，不能归之于地理、气候、经济，应主要归之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与哲学。李约瑟的SCC计划一定程度上即是对冯氏这一观点的反驳。您怎么看中国古代科学史？

　　刘钝：首先，冯友兰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人文学者，其关注焦点自然在思想层面；其次，他说的“科学”意指“近代科学”(modern science)。反过来，李约瑟是一位持唯物主义立场的科学家，本身从事过科学实践并对近代科学在西方发展的历史文化环境，以及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科学与前科学、科学与技术有充分的了解。

　　他并没有刻意反驳冯友兰，从价值观与哲学层面讨论中国古代对自然知识的认识是有意义的，李约瑟本人对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和道家的有机自然观都是极为欣赏的，但他更多的是考虑社会(如建立在儒生选拔制度基础上的皇权统治、建立在仁义忠孝基础上的伦理规范，以及商人的社会地位等)与经济(如农业与水利，这里就包括地理、气候因素，还有对商业的抑制等)层面。“李约瑟难题”不是解数学题，对正、反两种表述的历史展开就是最好的回应，其中做得最好、也最全面的工作由李约瑟的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体现出来。

　　中新社记者：学界有观点认为，“李约瑟难题”本身也存在局限性，其默认西方科学的“先进”与中国同期的“落后”仍是基于西方文明优越性、科学进步论的假设。您认为导致中西方走上不同近代化道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钝：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批评。李约瑟从来没有说过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恰恰相反，他是“西方中心论”的有力反驳者。的确，他是18世纪欧洲启蒙大师们鼓吹的“科学进步论”的传人，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他也相信社会是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进化的，而决定社会进步的关键是经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有与之适应的文化形态出现。因此对于一个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经济遥遥领先于西方的中国社会，没有出现近代科学这一文化形态，是他需要追究的问题。这是“李约瑟难题”的历史根源，有相当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与其说“李约瑟难题”有局限性，毋宁说一些人过于简单地解读了“历史决定论”。这就需要汲取不同进路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例如中国人的时间观、古代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自然法”的比较等，这些都包括在李约瑟的宏大叙事中。至于西方走上近代化道路的过程，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逻辑结果：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是16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这些没有发生在中国，正是李约瑟力图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来加以分析的。至于中国的近现代化，是西方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后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被动引进的，一些方面直至现在仍未完成。

　　“先进”“落后”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者的界定也不是绝对的，“先进”与否跟时间和具体事项有关，往往是“先进”中有“落后”，“落后”中有“先进”。就17世纪以降的近代科学而言，西方远比同时代的中国先进；而在中古时代(即李约瑟说的“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在许多领域领先于西方。

　　中新社记者：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评价甚高，以此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西方现代科学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钝：早在16世纪中叶，西方就有人提出磁罗盘、火药与印刷术是整个古代世界无与伦比的发明，其后弗朗西斯·培根和马克思都重申并发挥了这一论断，只是没有明确指出其来源。1930年，中国历史学家向达加上了造纸术遂成“四大发明”。1951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明确提到：“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七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二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板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这一系列说法经李约瑟发扬光大，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说开始为人普遍接受。

　　关于“四大发明”的意义，李约瑟基本是承袭马克思的论点，即促进了欧洲封建制度的消亡。中国古代的发明当然不止这些，李约瑟曾列出26项从中国向西方传播的机械及相关技术，如瓷器、活塞风箱、提花机、缫丝机、胸带式与颈带式挽具、铸铁、铁索悬桥、游动常平环等。他还说，只是因为26个字母用完了，实际上还有许多甚至更重要的例子。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近年来以原创性和世界影响等标准重新审定这一议题，提出30个重大发明之说，其中既有技术发明，也有涉及科学思想与方法的事物，如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和筹算、珠算、赤道式天体测量仪器、运河船闸、深井钻探、火箭、中医诊疗术、粟作与稻作、生态农艺等。

　　中新社记者：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评价“李约瑟难题”为“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鲜有一个朴素的问题能够引出如此壮观的成果。”在21世纪全球疫情叠加百年变局的今天，“李约瑟难题”还有哪些启示意义？

　　刘钝：科恩是当今最有影响的科学史家之一，这句话出自他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这是正面肯定“李约瑟难题”的意义。“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论纲，包括西方与非西方、科学与技术、古代与近现代、科学的统一性与文化的多样性等。论纲的张力越大内涵就越丰富，成果也就越突出，具体来说其“壮观的成果”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它蕴含着科学革命与现代化的主题，它是跨文化研究的先河之一，它有助于推动大历史研究，它彰显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它提供了有关中国道路思考的一种新的历史基础。面对全球化退潮、文明冲突论盛行、霸权主义肆虐、人类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的今天，李约瑟的知识遗产可以作为一种防腐剂和清新剂。

　　如同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家园生生不息的物质基础，文化多样性则是人类文明得以繁荣的精神支柱；类似的，国际关系中多极世界比单极世界更倾向于理性和公平，多边主义比单边主义更有利于制衡霸凌行为和维护世界的稳定。

　　中国是一个工业后发国家，现代化不可能通过重走西方过去几百年来的路来实现。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应该深究“李约瑟难题”的“为什么不”形式，哪些因素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哪些有益于近代科学的东西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位？哪些事物是我们亟须补课跟进的？比如理性的启蒙和对纯学术的崇尚。另一方面，“李约瑟难题”的“为什么是”形式可以增强自信，作为后发者不必妄自菲薄。

　　“百年变局”是今天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变的结果不一定要分出谁是老大，而是期望整个世界变得更繁荣更公正。“百川纳海”是李约瑟特别喜欢使用的一个比喻，不但适于描绘科学的历程，也适于描绘整个人类文明。(完)

　　受访者简介：

　　刘钝，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所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席。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数学史、中外科技交流史、科学文化、科学与艺术等。关注李约瑟问题有年，现为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董事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