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程恩富：中国经济学理念为何是马学、西学、国学的综合体？

　　中新社北京7月28日电 题：中国经济学理念为何是马学、西学、国学的综合体？

　　作者 程恩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首席教授

　　关于中国经济制度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一直是经济理论界的热门话题。

　　回首历史，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不断从内外汲取养分，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深入分析，这一特色体系不仅有“马学”的主体，“西学”的借鉴利用，还有根植于中国自身的“国学”基因。

　　“马学为魂”

　　“马学”是指中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这里的“马学”，指的是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知识体。它是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形成的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强调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学为魂”，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

　　换言之，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研究方向上，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引，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马学为魂”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强调的根本原则。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空发展概念，而是在时空发展中的不断科学化的过程。只有“马学为魂”，才能保证实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创新始终沿着科学的轨道前进。

　　同任何领域的学科一样，经济学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科学的经济学必定是能够揭示经济现实的内外在机制和发展变化规律，深刻地从本质原因阐明表面经济现象的学说。它必定是能够分清经济现象的真相与假象的学说，从而是能够指导人们遵循客观规律从事经济实践，推动经济的社会形态按其内在规律向前发展的科学。

　　由于经济学研究的现实对象与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只有彻底抛弃为私人及其集团谋利益的狭隘眼界，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地反映经济现实的本来面目，使经济学成为科学。显然，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经济学，才有公正无私的可能性；而只有贯彻唯物史观基本思想，才能客观辩证地揭示经济现实的真相。

　　在人类有经济思想以来，能够实现唯物史观科学思想与公正无私的立场相统一的经济学，唯有马克思经济学和后马克思经济学。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为何必须“马学为魂”的缘由。

　　“西学为鉴”

　　“西学”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知识体系，主要指阐述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西方经济学。

　　我们所说的“西学为鉴”，是在“马学为魂”前提下对“西学”有扬有弃的借鉴和利用。

　　按照中国古代哲学的“体用”一般含义，“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表现和产物。从这种“体”“用”一致的思维看“马学”与“西学”，可以看到，两者之“体”存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基本方法的根本区别，存在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基本观点的根本区别；相应地，两者的“用”或者说表现形式和发生作用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差异。

　　譬如，在理论结构上，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缺乏有机联系的理论板块；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再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有机理论体系。然而，如果把“马学”与“西学”的“体用”区别绝对化，容易陷入孤立地对待“马学”、“西学”的形而上学误区。

　　我们在坚持“马学”“体用”一致的同时，有必要提出“西学为用”，这与毛泽东提出的“洋为中用”的思想是一致的，是批判地借鉴和利用的意思，而非“体用一致”意义上的“用”。

　　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讲科学的榜样。他把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上的“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的经济见解，作为创立《资本论》的思想来源之一。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非科学性和辩护性的同时，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的有一定合理性的经济范畴和科学原理，马克思采取的态度是，对它们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进行“术语的革命”和分析改造，并加以充分运用。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也要充分地运用现代西方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资料，学会从中筛选、改进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思想成分，融入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与国外经济学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

　　“国学为根”

　　“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并以此为根基。

　　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本土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经济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事实的多重反映。它们直接、间接甚至扭曲地反映着的，不仅有在相同历史条件下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因素，而且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因素，这些特殊性因素所生成的经济思想属于中国经济学之“根”。同时，借用生物学的说法，传统的经济因素属于中国经济形态的“基因”。只要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还存在，这些“基因”就会存在。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重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传统因素及其经济思想，才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不言而喻，古近代经济思想不可能达到唯物史观思想方法的高度。作为认识主体的经济思想家，除了少数人代表革命农民的利益之外，多数人站在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立场上，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他们对当时经济形态的理解，不能不有一定程度的表面性和片面性，有的往往是扭曲地反映经济现实。因此，我们主张以“国学为根”，不是说可以简单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弘扬“国学”，而是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

　　历史地看，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包括许多给当代人诸多启发的科学成分。例如，我们在史书中可以读到“劳则富”“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等等，这些经济思想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富民才能强国，主张爱护劳动力，珍惜劳动时间，崇尚节俭，反对浪费；中国古籍中关于预先规划国家经济活动、封山禁猎、封湖禁渔等记载，包含着从全局布局生产力，力求经济持续发展等等，可以说是现代国家调控、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声。这些思想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要求，具有长远的思想价值。

　　显然，在推进中国现代经济学具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过程中，如果忽视“国学为根”，而推崇经济学的“西化”“国际化”，进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拷贝”和“学术盗版”，其后果只能是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变成忘记本国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缺乏民族精神和学术创新能力的“理论搬运工”。

　　中国向来十分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和弘扬，中国现代经济思想中富含很多中国古代先贤关于发展经济、恤民强国的丰富思想，如中国领导人曾引用《管子》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道德经》中的“以百姓心为心”等古代典故箴言，体现了古代民本思想古为今用。再如，“乡村振兴”“三农”等理念，与中国古代的以农为本思想具有鲜明的历史承继性，体现出深邃的传统文化基因。

　　概而言之，我们应科学耦合“马学为魂、西学为鉴、国学为根”的有机综合体，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守正创新，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整个经济科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更好地服务于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促进世界经济文明和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完)

　　作者简介：

　　程恩富，1950年生于上海市。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担任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主编《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国际批判思想》两份英国出版的期刊；兼任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国际委员、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荣誉教授，以及中国西北工业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曾在美国、俄罗斯、日本、越南、意大利、印度等10个国家发表600篇文章、40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