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当年首次访华，为何把大同作为京外第一站？答案藏在石窟里

　　编者按：

　　2026年10月10日，第二十八次中法战略对话在山西大同举行。

　　选择大同，意味深长。与会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特别提到，1973年首位访华的法总统到访大同，留下两国关系一段佳话。

　　中新社“东西问”曾发文，探究当年法国总统访华，为何直奔大同。今重刊此文，以飨读者。

　　1973年，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来华访问时，离开北京后的第一站便来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对其华丽而精美的造像赞许不已。

　　中国古迹众多，蓬皮杜为何选择云冈石窟参访？石窟中蕴藏着多少东西方文化元素？它在世界石窟中处于何种历史地位？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1973年，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曾到访云冈石窟，中国古迹众多，为何选择云冈石窟？

　　杭侃：1907年10月，法国汉学家沙畹来到云冈石窟，对主要洞窟进行编号和拍照。这批珍贵的照片后来发表在他的《北中国考古图录》中，共计78幅。

　　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美国留学，又赴欧洲参访古建筑，回国后在东北大学教授中国雕塑史，他在讲稿中提到：“今日欲从事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匪浅易。幸而——抑不幸——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之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沙畹，瑞典之喜龙仁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其中，沙畹的著述，就是指《北中国考古图录》。

　　作为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热爱艺术，曾说“艺术是至尊天使之剑，能够直刺我们的内心”。

　　《双面蓬皮杜：1928-1974书信、笔记和照片》一书中，乔治·蓬皮杜之子阿兰·蓬皮杜回忆，父亲与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经常就艺术创作与艺术史的话题进行讨论，马尔罗曾将其著作赠予阿兰·蓬皮杜，并在赠言中题词：“在千百年来的帝国更替中，被遗忘的雕刻家的重要性与母爱的重要性同样坚不可摧。”

　　正是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1973年9月15日，乔治·蓬皮杜前往云冈石窟参观访问。后来，其妻子克洛德·蓬皮杜解释，“云冈石窟在蓬皮杜心目中是极具世界性、颇显民族特色的艺术珍宝。”

　　中新社记者：云冈石窟汲取了中西方文化的精华，它在哪些方面对西方文化表现最为深刻？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杭侃：公元439年之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中国北方，丝绸之路得以再次畅通。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近年来大同地区不断出土来自外国的遗物，是当时东西方交往交流直接的物证。云冈石窟也是在中外交通往来频繁、民族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开凿的。

　　《魏书·释老志》中记载：“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此外，书中还有“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的记载。

　　“师子国”是今南亚岛国斯里兰卡的古称。从史料中可知，北魏太安初(约公元455年至459年)，师子国僧人带着佛像，遍历西域诸国，到达平城。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前后持续修建了60余年。这一时期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使云冈石窟成为世界艺术中的经典。

　　1933年，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中国营造学社会员调查云冈石窟。他们后来发表的《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就指出云冈石窟“柱部分显然得外国影响的，散见各处”，既有希腊罗马的爱奥尼克柱式，也有波斯的双兽头柱式，还有印度的元宝式柱式。

　　而中国的装饰纹样，到北魏时期更是发生巨变。《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记载：“云冈石刻中的装饰花纹种类奇多，而十之八九，为外国传入的母题及表现。其中所示种种饰纹，全为希腊的来源，经波斯及犍陀罗而输入者，尤其是回折的卷草，根本为西方花样之主干，而不见于中国周汉各饰纹中。但自此以后，竟成为中国花样之最普通者，虽经若干变化，其主要左右分枝回旋的原则，仍始终固定不改。”

　　作为建筑史研究学者，梁思成等人主要从建筑和装饰的角度观察云冈石窟所体现的中外文化交流。而从造型艺术上，同样可见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如第18窟主尊大佛东侧的一尊弟子像，就具有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特征，造型精准、雕刻技艺精湛，即使将其放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雕刻的群像中，也毫不逊色。

　　中新社记者：纵观全球各大石窟，云冈石窟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

　　杭侃：云冈石窟是北魏集中了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兴建的国家工程，它所创造的云冈模式具有广泛的张力。中国佛教考古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提出“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并认为“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云冈模式的形成过程与北魏的汉化政策相表里，开启了石窟艺术大规模中国化的进程，可以说云冈石窟是将源自印度，经中亚地区传播至中国的佛教艺术本土化的关键一站。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新疆和河西走廊的石窟主要以塑像和壁画的形式呈现佛教造型艺术，云冈石窟则是以雕刻的方式，大规模地呈现立体的造型艺术，这种技艺对中国后来的石窟艺术影响至远。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云冈石窟在数字化保护方面成效显著，未来如何更好地保护云冈石窟？

　　杭侃：云冈石窟现存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余尊，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景观。鉴于其重要地位，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和窟顶遗址的两次发掘，均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殊荣。不过，窟前遗址和窟顶遗址出土的文物体量都比较小，难以体现云冈石窟的“真容巨壮”。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运用，云冈石窟已采集了三分之二的洞窟信息。这些数据不仅可以实现云冈石窟的“永生”，也增加了云冈艺术新的传播方式。现在，不但可以通过3D打印技术等比例复制洞窟，实现异地展览，还可以采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结合出土文物，让公众更好感受云冈石窟的艺术魅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云冈石窟艺术可以“行走”世界。

　　受访者简介：

　　杭侃，云冈研究院院长。曾任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考古、宋元考古、文化遗产学。发表《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云冈五窟最初的布局》《河北定县两塔基出土净瓶的几个问题》《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清明上河图再研究》等论文四十余篇。参与和组织了20多个大型展览及图录的编写工作。曾入选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中新社记者：胡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