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武夷论坛丨劳悦强：穿上时代“新衣”的孔子，是朱熹吗？

　　中新社福建武夷山3月23日电 题：穿上时代“新衣”的孔子，是朱熹吗？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劳悦强

　　中新社记者 文龙杰 史元丰

　　以朱熹思想为重要代表的宋明理学，在宋元明时期深度影响中国社会，为后世文化提供了重要养分，更不断地走出中国与不同地域的本土文化交融，影响广泛且深远。在首届武夷论坛系列活动举办之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劳悦强在武夷山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朱熹——作为八百年前东方思想集大成的文化代名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也正为当代人类社会普遍伦理或普遍价值的建立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你看来，儒学在全世界的传播过程中，有哪些代表性人物被世界所关注？

　　劳悦强：提起儒学，全球都熟悉的肯定是孔子与孟子，再往后也会讲到朱熹或者王阳明。特别是在东南亚，以新加坡为例，自1982年开始，新加坡政府即正式决定将“儒家伦理”列入中学生的必读科目，在全社会也开展过“新儒学运动”。此外，成立于1914年的南洋孔教会常常举办游学或讲座活动，所以新加坡民众较之西方国家社会更了解儒学。

　　但在世界范围内，孔子和孟子的影响远大于朱熹和王阳明。《论语》在西方的翻译史有几百年，并有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不同语言版本，在这些国家《论语》已经是通俗读物了。

　　中新社记者：你长期在海外从事儒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这些儒学代表人物的名字是如何翻译和被受众所熟知的？

　　劳悦强：从1313年开始，元朝“专立德行明经科”，恢复科举，以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等大儒注解的《四书》为主要考试内容。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其实很多人是通过朱熹的注释去认识孔孟儒学的。

　　16世纪末，利玛窦在《天学实义》里把“philosophia”译为“理学”。利玛窦及其继承者，不仅向中国人介绍了希腊哲学，也将中国儒学带回了欧洲，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从此走向世界。在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首次将“儒学”和“理学”译成“philosophia”。

　　“Confuci”其实是“孔夫子”的音译，“Menci”则是“孟子”的音译，因为拉丁文中名词有阳性、中性、阴性的区别，孔子、孟子作为男性，他们的名字要加上表示阳性的后缀“us”，所以就变成了“Confucius”与“Mencius”。其他人名也大致按照这个方法翻译，如明朝天启皇帝的拉丁文名字为“Thienkius”，英文和法文都直接使用了这些词语。其他语言则按照拼写习惯和词性有一些微小调整，例如德语中孔子为“Konfuzius”，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则是“Confucio”。这样的翻译主要是从语言习惯而来，并无高低之分，中文中耶稣也被认为是来源于“Jesus”的音译。

　　中新社记者：我们发现海外有关朱熹的英文译介有“新孔子”“后孔子”等不同表述，请从传播与思想的角度谈谈你的理解与思考？

　　劳悦强：朱熹是儒家孔孟之后的大思想家、哲学家，其学说被称作朱子理学，明清时就受到东南亚及西方的关注。虽然有不少学者对朱子理学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进行论述和探讨，然而，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受到的关注和讨论相对比较滞后，鲜有翻译界或语言学界对译介进行系统分析。

　　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史家、朱子理学专家陈荣捷集中几十年精力于朱熹的研究和对朱子理学研究事业的推动。1982年由陈荣捷组织并担任大会主席的“国际朱熹讨论会”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汇聚了彼时东西方著名的朱熹研究专家。此次大会促进了朱子理学的海外研究，也使东西方对朱熹有了新的认识。以陈荣捷英译《近思录》为例，除原文622条之外，还有长篇引言详述《近思录》编纂及译注的经过，并选译出宋、明、清与朝鲜、日本注家评论600余条，另有附录《近思录》选语统计表、《近思录》选语来源考、中日韩注释百余条。

　　从成就来讲，朱熹的确是诠释孔孟最好的代言人。在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重要著作《中国总论》中，也表达了对朱熹的推崇，书中多次直接提到朱熹的名字，并将其译介为“伟大的孔子注释家”(the great commentator of Confucius)，我也同意这样的说法，这是成立的。

　　中新社记者：朱熹汲取和吸收了孔孟的思想成果，并融汇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滋养，创立了新的哲学体系，至今在海内外仍具有深远影响。朱子理学的形成对今天东西方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有何启示？你如何看待朱子理学的世界价值？

　　劳悦强：你的提问点中了核心问题。朱熹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哲学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尤其是“理一分殊”思想。今天，人类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特征日趋明显。基于人类命运的共同要求，朱熹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产生于八百年前古代东方的“理一分殊”思想，正为当代人类社会普遍伦理或普遍价值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

　　朱熹说：“天地之间，万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其分未尝不殊也。”这里所说的“理”，具有一本万殊的性质。“理”既体现在宇宙中，又体现在每个个别事物之中，体现在宇宙中的“理”和体现在每个个别事物中的“理”，类似于佛教“月印万川”。万事万物统一于“理”，而又是“理”的具体表现，体现着“理”的整体。

　　朱熹倡导人们要与万物共存、与万邦共处，可以说是穿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思想精髓，“理一分殊”正是朱熹解决不同文明、价值冲突中最深刻的见解，也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宋明理学的基础。“理”不仅可以贯通古今，也可以贯通中西。这样的跨文化交流与互鉴，既能对话又有立场，既能融合一理又彼此独立。

　　今天，如果用一句话向世界介绍朱熹和朱子理学，我想试问：“穿上时代‘新衣’的孔子，是朱熹吗？”

　　中新社记者：你长期在海外教授传播儒学，作为东西方的“摆渡者”，在海外讲授朱子理学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案例？有何建议？

　　劳悦强：我在海外讲授朱子理学的过程中发现一个误解——“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的名言，也是一句饱受后人断章取义之苦的名言。这句话的本意是：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即使放在今天看来这句话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两天，我从飞机落地武夷山到坐在青绿如画的窗前接受采访，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武夷山的山水是人文化的，是有历史的，我们今天能看到山体绝壁上不同朝代文人墨客的题字。中国“天人合一”观点强调了天和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在这个关系中，人作为宇宙中的一个微小存在，与天地万物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彼此维系。建议大家来到武夷山的林泉山水之间，从中我们既能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又可清晰品读历史印记留下的人文之美。(完)

　　受访者简介：

　　劳悦强，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涉及先秦诸子思想、汉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互融、宋明理学、中国叙事学、佛教讲经以及中国古代妇女史等等。中文著作包括《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英文著作则包括《剑桥中国史》第二册(六朝卷)中“清谈与玄学”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