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汉学家 | 苏州园林何以在东西方“红了”几百年？

　　中新社北京12月2日电 题：苏州园林何以在东西方“红了”几百年？

　　作者 史元丰 高楚颐 卞正锋

　　初冬季节，步入苏州园林，通几许幽径，沿几许曲岸，林泉连贯若珠玑，编织若云锦。苏州园林于有限空间，为无限创造，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永恒追求，寄托着中国文人寄情山水的旷世幽怀。

　　从18世纪英国邱园中的中国宝塔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都会的明轩，中国风的流行逐渐从“异域”的视角走向文化的理解。近日，第八届世界汉学大会在苏州召开，在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主持下，美国汉学家倪豪士、日本汉学家稻畑耕一郎、法国汉学家魏让方和苏州李可染画院执行院长徐健展开对谈，从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角度谈苏州园林跨越东西方的生命力。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园林作为实体空间如何成为文人身份的象征？苏州又如何成为文人竞逐的造园圣地，从而成就了苏州的文化盛名？

　　徐健：龚自珍说过“三生花草梦苏州”，唐伯虎称苏州为江南的“神仙地”。这都表明，苏州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中国历朝历代有诸多文人雅士在此定居。在这一过程中，园林作为一种时尚栖居地，不仅成为当时文人追求的生活方式，被帝王效仿，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传向西方。

　　园林成为文人身份的象征，与文人的品格绑定在一起，所以我们谈起园林时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它的主人。与此同时，无论是字画、瓷器、雕刻等也在不断描摹这种《长物志》所描述的高雅生活方式，进而传播到其他地区。

　　倪豪士：我分享一些1985年第一次到苏州的经历，那是去往湖南永州寻迹柳宗元途中的一次“邂逅”，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在苏州住了一个晚上。

　　下火车后，有两个年轻人邀请我和太太坐人力车游览苏州，那两个年轻人很好，他们带我们到一个很美丽的园林，那里的人不多，我们坐在一张石桌旁喝茶聊天。这是我对苏州及当地人的第一印象。我太太是美国人，但她在中国事事用中文表达，几分钟后，一个小女孩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说：“你们外国人也会说我们中国话。”然后我们愉快地和她交谈。

　　许多人都说苏州的女孩很美丽。我太太至今还时常记起那个迷人的小女孩，常常提起她。所以我想苏州的名气不仅是因为园林，也因为园林里的人。苏州人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

　　稻畑耕一郎：我比倪豪士教授还早一些，上世纪70年代我就到过苏州，后又去过多次。有句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现在地域扩大，河边也有各式各样的建筑。我认为苏州本身就是园林城市。

　　苏州园林在中国园林中极具特色。我有一个感受——苏州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院子，城市里面又有各式院子，这很有特色。

　　中新社记者：包括瓷器在内的工艺美术品外销，记录了中国文人园林的图像，促进了园林和中国文化传播。在此过程中，苏州与哪些西方城市一起塑造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初印象？

　　魏让方：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法国凡尔赛宫的园林就是基于法国贵族对中国文化的普遍兴趣而修建。瓷器上所画的山水、园林正是中国江南之景。他们通过瓷器上的山水来构架起一个想象的中国。虽然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但他们发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这个全新的理念，是基于大自然和理想自然的思考，这在当时非常符合法国启蒙时期国家改革的思想。

　　当时的法国人把中国看作一个乌托邦。他们想利用想象的中国来改革自己的国家。因而中国风成为当时在法国知识分子或贵族中流行的风格。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研究中国的历史。他们把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带回法国。这对法国有非常大的影响，园林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什么那些大贵族从路易十四时期开始对此即颇有好奇心？因为这是新鲜又与众不同的概念，在大花园里，建造一个中国式的小园林，通过展示中国风格的园林来表现他们的实力。

　　徐健：没错，中国风的传播有几个阶段，最早的中国风其实代表了西方对异域的想象。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更希望去了解真实的中国，美国大都会里的明轩就是以苏州网师园的殿春簃为蓝本修建。世界各地营造中国园林的风潮，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的文化魅力。

　　中新社记者：在18世纪凡尔赛宫，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东尼所建造“中国风”园林里，一座名为“蜗牛”的假山模仿苏州文人园的堆叠方法。苏州园林何以成为欧洲贵族追逐的东方想象？

　　魏让方：18世纪的苏州是中国的大城市，有50万左右人口，当时的巴黎只有20万左右人口。苏州也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因为生产丝绸而经济繁荣。明朝时，苏州的丝绸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有了经济的发展，促使不少文人、学者想要建造园林。

　　徐健：苏州园林走向世界是有其脉络的。康雍乾时期建造了圆明园。那时候，法国、英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其中不少人是画家，在宫廷里画肖像，后来把圆明园内的山水、园林画成画稿，用书信寄到欧洲，并将图文在杂志上发表。这对中国园林传到法国，在凡尔赛宫里建造带有中国元素的水景、建筑及假山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稻畑耕一郎：所以苏州园林很有意义。特别是园林里的太湖石，我第一次看到它时觉得很奇怪。但后来听中国人的解释后，我理解了，比如太湖石自然天成的小洞使人联想到不同形状云朵舒卷的形意。日本的院子中有些是模仿中国而来，学习了中国的想法，也一直保留着这样的想法来建造。

　　这种借鉴与交流也体现在其他文化、艺术领域。明治时代后的日本美术界很尊重中国的文物和中国的书画家。中国诗人、书法家、画家林散之的草书《中日友谊诗》反映了中国近300年来草书艺术的成就，见证了中日两国书法交往。

　　徐健：那一时期，两国文人、艺术家相互交流、互相切磋。

　　稻畑耕一郎：学以交友，这是文化交流的宝贵印证。

　　中新社记者：在拙政园、狮子林、怡园里人们可以看到近代西方传入的技术和材料，如彩色玻璃的运用。这些新技术新材料如何实现的中国本土化，又怎样影响了中国传统造园方式和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

　　徐健：在拙政园的三十六鸳鸯馆，就有非常绚丽的彩色玻璃窗，不禁让人联想到西方的教堂建筑，这种材料为文人园林赋予了新的色彩。在当时，那些绚丽的琉璃瓦或彩画在民间是不能使用的，然而彩色玻璃的引入让文人园林有了更生动的一面，这种新材料不仅在江南应用，在岭南更为突出，因为岭南园林繁盛于晚清，那个时候有更多的建筑新材料被引入中国。

　　魏让方：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也有不少中国人向往西方国家，他们认为美国或西欧是理想国。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多中国百姓认为西方国家十分富裕，这与法国人在18世纪凭借想象来认知中国相似。

　　中新社记者：文人园林作为中国文化的时空载体，在东西方文明不断交织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倪豪士：当你到一个中国的园林里，就会有一种很平静、安逸的感觉。像美国的公园一样，充满了大自然的气息。

　　在美国，像纽约中央公园等城中公园其实受到了法国和英国的影响。虽然有“garden”和“landscape”等不同表述，园林风格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不断迁移、互相影响，表明人对置身于自然的追求和向往是一致的。

　　徐健：文人园林代表了中国文化中“仕”的思想，融合了儒、释、道。这样的空间实体如西方建筑一样，大量的历史遗存让身处其中的人可以最直接地感受到空间和文化的力量。

　　魏让方：作为对世界的理解和对理想世界的想象，无论中国园林还是意大利园林、美国园林、法国园林、日本园林都承载了各自国家最优秀的文化内容。园林无论作为理解文明的学术视角或是感受生活的大众视角，都是无声的故事，可以供我们慢慢去阅读。(完)

　　受访者简介：

　　倪豪士，美国汉学家，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霍尔斯特·斯科姆讲座教授，曾任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德国、日本及中国多所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曾游学于远东和德国，1972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由于其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Humboldt Foundation)终身成就奖。他是美国唯一研究中国文学的杂志《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i.e. CLEAR)的创办者，并长期担任主编。

　　稻畑耕一郎，日本汉学家、翻译家，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南京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主持翻译《中华文明史》日文版，译著有《世说新语》《万历十五年》等。2023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魏让方，法国汉学家，法国国家一级教授，蒙彼利埃保罗-瓦莱里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法方代表。法兰西学术棕榈骑士勋章(2013)、法国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14)获得者。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东方语言文化研究和跨文化交流等领域专家，并长期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事业。著有《顾炎武的思想》《司马光的仕宦生涯》等专著。

　　徐健，苏州李可染画院执行院长、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工艺美术专业学术委员会顾问。曾参与上海世博会景观设计、施工。主持设计营造《静思园》《聚思园》《思明东园》《君山慧谷》《景园》等园林作品，并与园林专家合著《静思园木雕珍藏》《静思园奇石收藏》《静思园吟赏》《聚思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