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澳门？

　　中新社澳门12月19日电 题：何以澳门？

　　作者 吴志良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

　　咸咸的海风吹拂了四百年，妈阁庙的香火缭绕不绝，议事亭前地的碎石路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澳门，这座南海之滨的莲花小城，像一位沉默而睿智的长者，以她不疾不徐的步调，见证着东西方文明的相遇、对话与融合。她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文明互鉴的书写者，以自身的实践，回应着人类关于“如何共处”的永恒追问。

　　澳门学的学科建构逻辑：在历史皱褶中寻找答案

　　我们倡导和构建澳门学的初衷，不是学术版图的简单扩张，而是一场关于文明对话的理论自觉。当全球化遭遇逆流，当“文明冲突论”再次甚嚣尘上，澳门，这个世界上未曾间断的中西文明对话现场，静静地提供了另一种答案。

　　漫步在白鸽巢公园，能感受到贾梅士在此吟诵《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时的苍茫；站在大三巴牌坊下，那残壁上的东方莲花与西方圣母像交织，无声地诉说着文明的交融。这里的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对抗史，而是一部充满协商、妥协与创造的“共处史”。

　　在方法论上，澳门学实现了从地方史到全球史的优雅转身。它打破了“中心—边缘”的二元叙事，构建了“第三空间”的理论框架。想象一下，16世纪的澳门，一位葡萄牙商人与明朝市舶司官员在议事亭内品着武夷茶，用混合着粤语和葡语的“洋泾浜”讨价还价。澳门学的智慧在于，它用“显微镜”观察《澳门记略》中一枚银锭的铸造工艺，却能折射出全球白银流动如何重塑东亚经济秩序的宏大图景。

　　在理论范式上，澳门学建构了充满生命力的“文明共生论”。制度不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有温度的生命体。澳门的“行政主导制”就像一道精致的葡国菜，将东西方的制度食材创造性融合，烹制出独特的治理风味。这种制度“合金钢”的韧性，超越了任何单一模式的局限。

　　而文化的混血，在这里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孕育出新生命的过程。土生葡人的“土风舞”，既有葡国吉他的悠扬，又有广东南音的婉转；他们的“免治米饭”，将葡式烹饪与中式食材完美结合。这种“第三文化”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却能与两者从容对话，为后殖民时代的世界提供了文化认同的新范式。

　　澳门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小城的大智慧

　　回归二十余载，澳门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制度弹性释放”之路。这条路的核心智慧，在于深刻理解了“一国两制”的生命哲学。

　　“一国”是根，“两制”是叶。根深才能叶茂。基本法的宪制安排，如同为大树划定了生长的土地。台风和疫情期间，当内地援助的物资车队经港珠澳大桥驶入澳门，澳门人真切地感受到“根”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束缚，而是保障，让澳门这艘小船在风浪中始终安稳。

　　“两制”是方法，不是目的。面对博彩业“一业独大”的困境，澳门展现出惊人的转型智慧。她不像赌徒那样孤注一掷，而是像精明的管家，正努力将博彩税收反哺到中医药、文创、会展等新兴产业。如今的澳门，不仅有金光大道的繁华，还有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创新活力、设计中心的创意迸发。这条“适度多元”之路，证明差异可以转化为动能，特色能够孕育出新机。

　　“小而美”的辩证法，是澳门献给世界的发展智慧。32.9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成为全球人均GDP最高的经济体之一，秘诀在于“空间折叠”的艺术。物理空间的折叠，通过填海造地、跨境基建，将发展空间延伸到湾区尺度；制度空间的折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相当于在珠海境内再造一个“政策特区”；数字空间的折叠，用区块链技术让跨境产权交易效率提升。这些创新，让澳门实现了“小身材大能量”的奇迹。资源的极度匮乏，反而激发了澳门的创新潜能。这种在约束中寻找突破的智慧，正是澳门精神的生动写照。

　　澳门模式的普遍启示：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的澳门表达

　　澳门的价值，正在超越地理的边界，为人类探索多元文明共存提供深刻启示。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在澳门获得了创造性转化。从血缘差序到制度差序，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划定底线，以《文化遗产保护法》凝聚共识，用《劳动关系法》平衡多元诉求，形成了刚柔并济的治理智慧。从地域差序到全球差序，澳门从中西桥梁升级为“全球南方”的对话枢纽。2023年中葡论坛期间，安哥拉等国通过澳门平台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这是“差序金融”的创新实践，更是澳门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价值体现。

　　“渐进调适”是澳门改革的哲学智慧。她不追求激进的变革，而是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稳步创新。金融科技的“监管沙盒”，允许企业在安全空间内测试新产品；“澳门讲场”“市民建言平台”等渠道，将政策制定转化为全民讨论。立法过程中，通过多种途径收集意见书，最终形成了精英治理与社会公平的平衡机制。这种共识凝聚术，是东方智慧在现代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面向未来的理论追问：在传承中创新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澳门学面临着深层的理论追问。

　　“小城大治”能否持续？现行制度体系运行二十余载，制度红利的释放是否会出现拐点？如何在保持“行政主导”效率的同时，防范官僚主义的风险？这些问题需要建立“制度体检”机制，进行动态评估和优化。

　　文化混血的代际传承同样值得关注。新生代澳门人中，熟练掌握葡语的比例在下降，但对“非遗活化”的兴趣却在上升。这种文化偏好的变迁，将如何重塑澳门学的理论内核？也许，新一代澳门人正在用他们的方式，续写着文化交融的新篇章。

　　如何让“中国故事”通过澳门表达走向世界？将“一国两制”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具有全球解释力的理论话语，是澳门学界的重要使命。“弹性主权理论”“制度对冲模型”等概念的提出，能否在国际学界引发思考与讨论？这需要更多的理论勇气和话语创新。

　　而文明叙事的青年接力尤为关键。调查显示，“90后”澳门青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度很高，但理解尚需深化。通过教育创新，让年轻一代从“抽象认同”走向“具象理解”，成为文明对话的接续者，这是澳门未来的希望所在。

　　文明对话的永恒召唤

　　深夜的澳门，西湾湖静谧如镜，倒映着都市的霓虹与传统渔船的灯火。这座城市的特殊价值，不在于它提供了某种完美的发展模板，而在于它证明了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

　　文明的真谛在于对话而非对抗，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冲突的源头，而应成为创新的源泉；“一国两制”的成功，更在于它提供了制度演进的包容智慧；小城大治的终极意义，在于为人类探索差异共生的无限可能。

　　澳门的意义，不在于它有多么独特，而在于它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究竟需要多少种制度、多少种文化，才能构成一个真正文明的世界？

　　这座被咸水海风滋润了四百年的小城，这座在炮火与和平间找到平衡的莲花宝地，正以其独特的理论自觉和深沉的道路自信，继续书写着属于人类文明对话的温暖篇章。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这个分裂的时代，对话永远比对抗更有力量，包容永远比排斥更有智慧，共生永远比独尊更有未来。(完)

　　作者简介：

　　吴志良，1964年7月出生于广东省连平县，广东连平人，无党派人士，博士学历，历史学博士，现为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

　　1981年至198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毕业；1986年至1988年赴里斯本大学和葡萄牙天主教大学进修；1989年至1991年在澳门东亚大学完成为期两年的公共行政课程；1994至1997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8年加入澳门基金会，1992年起出任管理委员会委员，后出任主席，2001年该会与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会合并成立新澳门基金会后，担任全职行政委员，于2010年7月起至今出任该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是第九届、十届湖南省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湖南省政协常委；第十三届、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理事、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北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和澳门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从事澳门历史与政治研究，1993年底始主编《澳门论丛》《濠海丛刊》《澳门法律丛书》和《改革开放与澳门发展》等，并合作主编《粤澳公牍录存》《澳门百科全书》《澳门总览》《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澳门编年史》《澳门史新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澳门卷》《澳门蓝皮书》等。代表性著作有《澳门政治制度史》《东西交汇看澳门》《悦读澳门》及《何以澳门》等。其中，散文《遇见》荣获“2024年度青花郎‧人民文学奖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