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名家坊｜杨国荣：不同文明如何在相遇中形成新的创造？

　　中新社上海12月16日电 题：不同文明如何在相遇中形成新的创造？

　　——专访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杨国荣

　　作者 高志苗 樊中华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哲学家冯契就提出，中国哲学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家应当积极参与其中。时至今日，中国哲学如何更深入、更自觉地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仍受学界关注。中国哲学发展应怎样实现真正的“学无中西”？不同文明如何在相遇中形成新的创造？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杨国荣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进行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学无中西”是您一直奉行的治学理念，如何理解和践行？

　　杨国荣：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20世纪初已提出“学无中西”，这一观念今天并没有过时。今天从事哲学思考，应当站在世界哲学的高度和视野下反观不同传统，无论中国哲学抑或西方哲学，都是今天进行哲学探索的必要资源。站在世界哲学的角度来看待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两者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斥关系，相反，西方哲学可以构成进一步思考中国哲学的重要参考背景。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西方哲学包含丰富的思想资源，认真地理解、吸取、消化这些资源，是提升哲学理论素养的途径之一。

　　中国近代哲学家的思想，都在不同意义上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在回溯中国古典哲学的同时，中国的近现代哲学家又以恢宏的气度，理解、吸纳西方哲学，并进一步融合两者，以构成自己的体系。由此形成的哲学系统，既不完全是中国的，也不纯粹是西方的。这种形态从一个方面赋予中国近现代哲学以独特性或创造性。

　　19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开眼看世界，并以开阔的胸怀接纳其他哲学脉络，这一观念现在无疑需加以延续。从学理层面看，它意味着在世界哲学的视野下看待中国哲学并从事哲学思考。中国哲学并不仅仅是既定的、历史的东西，它处于生成过程中，具有开放的性质，当代中国哲学同样需要进一步发展，唯有如此，中国哲学才会有新的生命力。如果说，以世界哲学为内涵的开放视野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延续生成过程的前提，那么，注重多元的哲学智慧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内在的理论依托。

　　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冯契先生在20世纪提出的主张，即中国哲学应当积极参与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之中，在我看来，对中、西哲学的资源加以汇通，是今天思考哲学问题所不可或缺的。

　　中新社记者：作为冯契先生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您如何理解“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为何说不同文明在相遇中会形成新的创造？为何要强调文明高于民主？

　　杨国荣：哲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我们在建构现代思想体系的时候不能偏向一端，中西结合无疑是需要的，这一结合的背后是世界哲学的观念。所以冯契先生说我们要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不是中国先秦社会的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应该到世界的舞台上去亮相，进入世界哲学的共同体之中。

　　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哲学有不同理解，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需要理解现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可以提供智慧共同解决世界性问题，这种智慧既要有普遍性又要有独特性。

　　举例来讲，哲学上的伦理学，涉及形式和实质问题。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批评形式主义伦理学，并提出了实质伦理学，更加注重伦理学的实际意义，与社会生活的关联等。历史地看，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在西方思想中一直未能很好解决。比较而言，中国哲学则有其独特思路：中国人注重“仁”与“礼”的统一，“仁”侧重于肯定人的内在价值，具有实质内涵；“礼”则表现为普遍的规范，具有形式层面的要求，“仁”与“礼”的统一表明在中国哲学中，形式和实质并不冲突。

　　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基础上，我之所以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相遇，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创造性思考的前提。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形成的成果已具世界意义，文明共建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简单的比较，它为今天文化建构及新的文化生成提供推动力。

　　这里可以提及文明与民主的关系，我的看法是，文明高于民主。从价值系统来看，当代的西方文化似乎趋向于把近代以来的价值趋向和价值观念作工具化、片面化的理解，并自诩为“民主”国家。然而，这一视域中的民主，本身往往被扭曲，其形态首先侧重于形式层面，通常所说的一人一票的选举，便构成了民主的形式化典型。这种“民主”形式表面上似乎包含民众的“普遍”参与，但从实质的层面考察，在选举之前，选民对候选人的情况往往缺乏真实了解；在选举之后，民众便立即离场。在被扭曲的形态下，“民主”常常被工具化，其表现之一是以民主为划分阵营的标准：与某一利益集团自身观念一致的，就是民主；反之，则是所谓“威权”，民主与威权的对峙，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套语。

　　文明高于民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不仅涉及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念，而且包含传统的价值原则。在这个意义上，选择文明概念，对其丰富内涵进行多方面具体阐释，也有现实意义。从世界范围来看，话语权体现价值取向，突出文明可以反转以民主自由为“价值制高点”的扭曲形态：文明概念高于民主、自由，其内容并非排除民主、自由，而是在实质上汲取并涵盖了这些价值观念。

　　按其内涵，这一问题和正义与仁道的关系具有相似性。历史地看，仁道是中国儒家的基本观念，它以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为核心，也就是说，它所确认的是作为人不同于物的价值。正义则以个体权利为中心，所谓“得其应得”，这一规定的前提，是对个体权益的强调。肯定仁道高于正义或仁道高于权利，意味着确认人之为人的价值，高于仅仅注重个体利益。文明高于民主、文明高于自由，可以视为以上观念的引申，其中包含实在的价值意义。

　　中新社记者：您在儒学、宋明理学、中国近现代哲学、伦理学、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有重要研究成果，出版学术著作数部。您经历了怎样的治学历程？未来希望如何传承和发展？

　　杨国荣：如果将历史的考察与理论的建构结合起来看，我的学术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主要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主，但历史的考察中又渗入理论的视域；第二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我更注重哲学的理论思考，但同时又留意历史考察。当然，“史”和“思”始终是互动的：前一阶段也包含了对历史的理论性思考；同样，后一阶段并非与历史的关注无涉，两个阶段虽有侧重，但非严格分离和对立。

　　我目前的工作是从人的视域理解和考察世界。前一时期考察的“以道观之”，侧重于从形而上的层面理解世界，“以事观之”主要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沟通中把握人与人的世界。然而，不管是“以道观之”还是“以事观之”，归根到底仍是“以人观之”：“以道观之”和“以事观之”的主体都是人，在实质的层面看，最终乃是人“以道观之”或人“以事观之”。这种“观”，也就是从人的视域出发，考察世界与人的存在。从这一层面考察人与世界，大致是我目前从事的思考。

　　我指导学生的工作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迄今约有100余位学生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一些学生完成了博士后出站工作。作为导师，相比于事无巨细的“指点”，我更加强调“自学”的意义。我鼓励他们勤奋阅读、大胆思考，强调应以自我学习、自我充实为主。之所以如此，可以说与自己求学阶段的经历相关，也可能受到冯契先生指导风格的影响。总体上，我希望为同学们营造更多自由、开放的学习氛围，我的这种培养思路意在希望大家能够“在高等学校中自学成才”。

　　从1988年开始，我从教已逾36年。所开设过的主要课程涉及多重方面，诸如《理想国》《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典籍，在《成己与成物》《道论》等专著中所关注到的重要内容及核心观点等都开设过系统性和针对性的课程，覆盖本科、硕士、博士。

　　每年为学生们开设固定课程的同时，我也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参与课程教学，其中包括来自美国、法国、瑞士、希腊、意大利、白俄罗斯、越南等世界各地相关研究学者，从而进一步丰富课堂教学的多元性和趣味性，也为哲学发展注入广阔视野和新鲜活力。(完)

　　受访者简介：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他在儒学、宋明理学、中国近现代哲学、伦理学、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有重要研究成果，出版学术著作数部，其中多部著作先后在海外出版，有关论著被译为英文、韩文、法文等在国外出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