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为何要开凿彬州大佛寺石窟？

　　中新社记者 阿琳娜

　　唐朝初建，政权未稳，李世民在被称作“大唐开国第一战”的浅水原大战中打败薛举、薛仁杲(gǎo)父子，平定陇西，保障了关中安全。此战伤亡惨重，为超度将士亡魂，李世民在唐长安城附近修建了应福寺，也就是如今的彬州大佛寺。这座寺院成为唐都长安附近的重要佛教石窟寺，也是陕西省境内规模最大、价值最高、内涵丰富、艺术特征极为鲜明突出的一座石窟寺。

　　李世民为何要开凿彬州大佛寺石窟？彬州大佛寺石窟有何历史地位？其在艺术造型上体现了哪些东西方文化交流？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此作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李世民为何要开凿彬州大佛寺石窟？彬州大佛寺石窟有何历史地位？

　　王双怀：彬州大佛寺石窟是唐代都城长安附近的重要佛教石窟寺，位于陕西省彬州市的清凉山下，开凿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原名应福寺，是李世民为他指挥下的彬州浅水原大战中阵亡的将士超度亡魂追福所建。北宋仁宗皇帝为其养母刘太后庆寿时改称庆寿寺。明代以后因窟内大佛造像高大雄伟俗称大佛寺，并沿用至今。

　　整个石窟群错落蔓延在400米长的崖面上，有供奉大像的大佛窟；有为佛教信徒巡礼的千佛洞；有专门为坐禅而开凿的小型禅窟(罗汉洞)，还有用于讲经说法的讲经堂，给僧人生活起居的僧房窟，这些不同性质的洞窟相互搭配组合，构成了一所功能完整的崖中佛寺。全寺共有大小石窟130多所，造像1980多尊，历代题刻170多副。

　　大佛窟为该石窟的中心，也是最大的洞窟。窟平面呈半圆形，窟内有一佛二菩萨石胎泥塑像三尊。阿弥陀佛(俗称大佛)倚崖居中，高20米，肩宽13米，手高4.5米，指长2米。两边分别站着两尊胁侍菩萨，高17.6米，左侧为观世音菩萨，右边为大势至菩萨。

　　大佛寺石窟中的大佛洞、千佛洞、罗汉洞营建于初唐，在武周时期达到极盛，中晚唐及之后略有补凿，营建工程基本结束。宋元明清历朝都有修补或装饰，并建有保护大石窟的设施。唐代和明代窟前皆有护楼，现存五层砖木结构护楼为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修建。

　　题刻是大佛寺石窟的另一重要特点。目前大佛寺石窟的历代题刻中，唐代大多叙述佛教经典、开龛造像缘由、造像者姓名和发愿词等，宋代和明清多为游览佛寺、瞻仰佛容的留名，金元时则主要是妆饰佛像的题记。这些碑刻题记为研究大佛寺开凿与沿革，以及社会生活与佛教艺术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中新社记者：彬州大佛寺石窟在艺术造型上体现了哪些东西方文化交流？

　　王双怀：大佛寺石窟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主干线上。东汉时期，佛教经古丝绸之路传入，南北朝时逐渐达到高峰，隋唐时达至鼎盛。大佛寺石窟反映的正是这一鼎盛时期的造像状况。

　　主窟大佛窟的窟内有佛龛70余处，造像1001尊。洞窟上部的总体构造是中国建筑样式的歇山式，东西两侧有山花墙。

　　窟内的主尊大佛左手着膝，右手施无畏法印，全身姿态自然丰满，螺髻罩顶，两耳垂肩月眉凤眼，鼻直口阔。慈祥中透出威严，威严中又见慈祥。左右两尊菩萨各持法器，面相丰圆，含蓄恬静，所着锦衣，流畅自如。其形其神，体现了初唐艺术的气象。

　　大佛身后光环表面，刻着火焰纹、花卉和卷草纹图案，其中还穿插了众多的飞天伎乐和坐佛形象的浮雕，这些背光间的小坐佛有着低平的肉髻，方圆的面庞，丰圆而敦厚的身躯，保留了很多北周以来的造像特征。

　　大佛寺石窟中有不同时期的佛、菩萨造像，菩萨的女性化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特色，其服饰也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记”。衣服样式有薄衣贴身，无衣褶，是印度萨那拉特式。身披薄薄的通肩式袈裟，薄如蝉翼，隐隐约约显露出身体的轮廓，为马土拉式。双领下垂，衣褶厚重则是印度犍陀罗式和中国南朝时期样式结合而成的中土样式。这些代表着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内涵和文明交往成果。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对彬州大佛寺石窟进行了哪些保护，其中中外合作对保护有何意义？

　　王双怀：彬州大佛寺石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存，近年来对其保护力度也不断加大，包括完善机构设置和相关保护制度，提高保护水平，改善保护核心区环境等。

　　目前已建立和完善了大佛寺遗产管理动态信息与预警系统预防性保护，实施了大佛寺石窟明镜台上岩体卵石层脱落抢险加固工程，大佛寺石窟岩体与僧房窟保护加固工程，大佛寺明镜台抢险加固工程，丈八佛窟檐修建工程等，并对核心区环境进行多次修复，对大佛寺石窟内部环境进行全面整治。

　　其中，以中德合作保护工程为主的保护维修工程基本保证了石窟本体的安全。大佛窟危岩加固解决了窟顶的安全隐患；考古清淤使大佛窟重现原始地面；大佛窟及佛像三维有限元数值模拟与分析，主要是研究石窟和佛像的应力状态，对洞窟和佛像稳定性作全面评估，为石窟加固提供重要依据；对大佛窟稳定性监测，砂岩风化原因与保护方法也进行了研究。

　　中德两国在大佛寺石窟开展文物保护合作期间，中方根据合作协议派出10余人次的技术人员分批赴德国学习和研究，德方也派出技术人员赴中国大佛寺石窟进行合作研究，这些技术人员对大佛寺石窟保护工作起着重要作用。

　　中德在彬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方面的合作，促成两国专家携手为文物保护贡献智慧与力量，同时也有利于推动陕西与德国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技术、方法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水平。

　　中新社记者：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彬州大佛寺石窟所传递的文化内涵对如今的中外文化交流有何启示？

　　王双怀：2014年，彬州大佛寺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产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对彬州大佛寺石窟而言意义重大。

　　我们应当以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对彬州大佛寺石窟进行研究、保护等。除了加强对文物本体的科学保护外，也要通过多种方式，展示大佛寺石窟在古丝绸之路的地位及其价值。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彬州大佛寺石窟的保护应由单体保护为主向整体保护为主转变，由单纯保护向保护传承利用有机结合转变，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保护是为了更好利用，利用是为了更好保护，通过有机结合，达到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目的。

　　在130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彬州大佛寺石窟见证了古丝绸之路的繁盛，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如今，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这是对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精神的继续和发展。传承历史，文明互鉴，对中外都是有益的。

　　受访者简介：

　　王双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态学博士后，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现为陕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央视《中国地名大会》嘉宾。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出版史学著作40余部，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80余篇。被评为“陕西省教学名师”“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专家”，获宝钢教育奖之“优秀教师奖”和明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