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理一分殊”为全球文明互鉴带来哪些智慧？
中新社福建南平10月18日电 题：朱子学“理一分殊”为全球文明互鉴带来哪些智慧？
——专访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周元侠
中新社记者 龙敏
在全球文明互鉴视野下，朱子学的“理一分殊”理论，能够为不同文化之间弥合冲突、达致和谐作出贡献。“理一分殊”理论有何内涵？为全球文明互鉴带来哪些智慧？朱子学与全球文明对话大会于10月18日至19日在福建省南平市举办，会前，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周元侠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理一分殊”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朱子学的重要范畴，“理一分殊”理论有何内涵及现实意义？
周元侠：“理一分殊”理论最早由程颐提出，最初是指伦理学中一般原则与具体规范的关系。朱熹继承并将其推广至本体论、人性论，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体现“理一分殊”，如房屋有客厅、卧室，但统称“房屋”。
“理一分殊”理论是格物致知说的理论依据。从“分殊”的具体，可以上升到“理一”的普遍，正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脱然自有贯通处”。用唯物辩证法的话讲，就是个别与一般统一，量变引起质变。
用这种思维看世界，人类文明是一体且多元的，各种文明形态共同构成人类文明。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朱子学曾通过士人、僧人、传教士等群体，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乃至欧洲的思想文化发展。朱子学在古代文明交流中展现出怎样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对理解当今全球文明格局有何启示？
周元侠：朱子学形成于南宋，南宋为元朝所灭。元朝俘虏赵复并将其带至燕京后，官学始教朱子学；公元1314年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教材；后为明清所沿袭。其在海外广泛传播，与元明清时期国力相关，更因自身具备普遍性、包容性与合理性，能适应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情况。
历史上，朱子学对朝鲜半岛、越南影响最全面。两国均因完善科举制，使朱子学成为知识分子主要思想形态，但本土化的吸收和发展路径不同。朝鲜方面，高丽以佛立国，李氏朝鲜时朱子学取代佛教为治国思想，16世纪还发展出退溪、栗谷学派，完成本土化。越南方面，陈朝以儒家思想建立含官学、私学及科举的教育体系，后黎朝儒学实现本土化。此外，朱子《家礼》深刻影响两国社会习俗，两国均结合自身特点修订，诞生大量异于中国的《家礼》著作。
朱子学传入日本的路径与前两者不同，最早是通过僧人传播的。江户时代，其在官学中占主导地位；1736年后，民间出现古学派、阳明学派，与朱子学抗衡。从学理看，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朱子学表现不同，但同属以朱子学为主的东亚儒学。
以朱子学为主的东亚儒学是东方文明的重要形态，与西方文明特色迥异，且呈现“理一分殊”“多元一体”的特点。放眼世界，东亚儒学是世界文明的“分殊”，并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共同构成世界文明的“理一”。
中新社记者：朱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能否实现创造性结合？这种结合又能为当下中华文明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提供怎样的理论支撑？
周元侠：朱子学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毕竟是八百多年前的学说，无法直接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将朱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进而创新。
首先，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以朱子学为例，理气先后动静富含辩证法思想，格物致知说蕴含科学探索的精神，主敬涵养工夫具有安定身心、放松精神的作用，还有治国思想、教育思想、民本思想、生态思想等，这些对中国当代理论构建和发展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合会通。
再次，当代中国要与其他文明形态加强交流，不断完善。朱子学的形成，是朱子不断与湖湘学、浙学、江西陆学等学派讨论的结果；朱子学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本土化，也离不开与当地文化的交融会通。因此，当代中国也要不断与世界交流，在全球文明对话中得到完善。
中新社记者：朱子学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的影响，并非“强加于人”，而是对方主动融入。这种“非对抗性”的传播模式，对当下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促进文明互鉴有何启示？
周元侠：朱子学走向世界，不是官方(如南宋、元、明、清)主动推动的结果，更不是征战的结果，而是遵从儒家和平对外交往理念的结果。儒家讲王道而远霸道，主张以理服人，反对以力服人。朱子遵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所以朱子学不仅有修身工夫，还有治国理论；不仅有知识学习的方法，还有教化民众的方法。
朱子学“理一分殊”理论，既承认“分殊”，又追求“理一”，既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也推动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
当今世界，平等对话至关重要。朱子学在古代展示了持久深远的文化魅力，在现代社会更应贡献理论价值，为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人类共同价值添砖加瓦。(完)
受访者简介：
周元侠，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东亚儒学，曾先后在韩国成均馆大学、日本关西大学访学。现已出版《朱熹<论语集注>研究——兼论<论语集注>的解释学意义》《兰陵礼俗研究》《朱熹家教经典选注》《修道之谓教：朱熹教育思想研究》四部专著，在《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世界哲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40余篇。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主持并完成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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