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担当赋能“一带一路”共建

　　当前全球地缘经济格局深度重构，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别有用心者炮制出“中国挤压”论调，污蔑中国制造业发展“挤占”全球南方国家工业化空间，妄图破坏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然而，回望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多年的客观实践与丰硕成果，不难发现，这一论调纯属无稽之谈。

　　自2013年提出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互联互通为基础脉络，为全球南方国家补齐发展短板、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工业化转型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目前，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落地合作项目超4000个，拉动投资规模近1万亿美元，以实打实的合作成果铺就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惠及各方的“幸福路”，充分印证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引领性贡献。

　　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互利共赢的核心载体。中国坚持进出口双向平衡开放，既依托完整工业体系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输出适配的装备、技术与制成品，补齐相关国家制造业供给短板；又通过制度型开放持续扩大进口，将伙伴国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转化为可持续的外汇收入与发展资本，在双向循环中重构区域比较优势。

　　从规模维度看，双边贸易韧性持续凸显。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12.9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8%，占中国外贸总值比重升至50.9%，双边贸易依存度持续深化。拉长周期观察，2021年至2024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从2.7万亿美元增至3.1万亿美元，年均增速4.7%，在全球贸易疲软背景下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从结构维度看，贸易互补性特征十分鲜明。从出口端看，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机电产品、数字智能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风力发电机组、高端装备出口保持高速增长，直接助力中亚、东南亚、南亚国家完善工业体系、补齐基建缺口。从进口端看，中国持续优化关税减免政策，扩大能源矿产、特色农产品、初级制成品进口规模，为东道国创造稳定财政收入，有效带动当地产业增收与就业扩容。

　　从支撑维度看，制度驱动降本增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落地，中塞、中马、中尼等多个自贸协定生效实施。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与3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AEO(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协议，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推动区域贸易从“商品流动”向“规则相融”升级。

　　当前，有的国家构筑排他性贸易壁垒，加剧全球产业链区域化、阵营化割裂，全球供应链脆弱性与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中国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开放包容、多元协同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推动区域价值链深度整合，为伙伴国提供对冲全球供应链碎片化风险的可靠依托。

　　通道多元化构建韧性物流网络。针对传统海运、陆运通道的地缘风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形成北、中、南3条亚欧陆路通道并行格局：北线依托成熟中欧班列通道；中线贯通哈萨克斯坦、里海、外高加索通往欧洲；南线以中吉乌铁路为核心，打通中亚—伊朗—土耳其陆路新通道。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北极航道、跨里海运输走廊持续扩容，多通道互为备份，降低单一通道中断对供应链造成的冲击，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供应链抗风险能力。

　　规则软联通降低协同成本。区别于西方主导的排他性规则体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推进规则衔接，更加适配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与现实诉求。推动技术标准、检验检疫、通关监管对接互认，破除跨境供应链制度壁垒。中老铁路创新“关铁通”模式，货物通关时间压缩超50%；《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跨境电商监管互认等制度安排，促进区域生产要素更加顺畅流动。

　　梯度分工深化价值链互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优势互补的分工格局：中方提供核心装备、技术与资金支持，伙伴国依托资源、劳动力优势参与分工，共同搭建完整区域产业链。新能源、电子信息、农产品加工等跨境产业链逐步成型，既助力伙伴国摆脱单一资源依赖的经济结构，也为全球供应链提供多元替代选项。

　　事实上，炒作所谓“中国挤压”，是出于地缘政治与产业霸权目的精心炮制的虚假认知叙事，本质是霸权主义逻辑下的零和博弈思维，核心意图在于遏制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10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部合作项目均基于东道国发展诉求与自主意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他国内政。大批发展中国家依托对华合作实现基础设施升级、产业起步、民生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

　　站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关键节点，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主线。中国将继续秉持正确义利观，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务实合作，推动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质量迈进，既做大共同利益蛋糕，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民众。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关健斌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