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余中先：法国作家为什么喜欢追寻中国形象？

　　中新社北京5月31日电 题：法国作家为什么喜欢追寻中国形象？

　　——专访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余中先

　　作者 王肃宁

　　现代法国文坛描绘的中国是怎样的形象？无论是“书画热”还是“道家热”，法国文学家笔下的中国不免糅合了想象与现实。法国诗人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在借鉴中国传说创作的戏剧《缎子鞋》中提及，一切形象皆来自于一种差异。

　　“差异使得比较成为可能，但比较的结果无非通向最高的道”，《缎子鞋》中文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世界文学》前主编、著名翻译家余中先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法国现代文学界曾用大量文字描述他们对东方的看法，在追寻中国形象的过程中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家和文化。

　　余中先表示，阅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人笔下的中国，可以帮助理解今天的中国。如今，中法文化互相的误解、理解、批评、交流和吸收，都是为了建立起一种“和而不同”的关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法国现代文学界是从何时开始认识中国的？

　　余中先：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克洛岱尔算是近现代法国文坛上介绍中国文化的第一人。他是慈禧太后时期的法国驻华外交官，曾在中国居住十四年(1895年至1909年)，写过以中国为题材和背景的戏剧《第七日的休息》《正午的分界》《缎子鞋》，他的散文诗集《认识东方》中的几十篇诗文，先后写于福州、上海、汉口等地，都是他在中国做外交官时的创作。

　　在克洛岱尔以前，法国读者所知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几乎都来自近三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传道的天主教传教士的书。克洛岱尔之后，才有不少典型意义上的文人作家，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形式表达对中华文化的所触所感。可以说，正是从克洛岱尔开始，中国文化真正进入了法国文学。

　　此后，一批知名法国诗人、小说家开始频频在作品中提及中国。在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碑文》中，可以找到克洛岱尔喜爱的艺术意象“界碑”的影子；他的另一部作品《勒内·莱斯》中，主人公与中国青年的情谊，使人联想起《缎子鞋》中的罗德里格与中国仆人。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在北京西郊的道观中写下《阿纳巴斯》，歌颂心灵世界的征战。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人类的状况》以现代中国的历史为背景，写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与克洛岱尔的《正午的分界》如出一辙。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描写了观察家一般的作者在中国和印度的见闻与感受，与《认识东方》同样为诗意盎然的游记。这些知名作家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法国的影响力。

　　中新社记者：法国文学界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是如何认识东方思想的？

　　余中先：从克洛岱尔到马尔罗，法国文学界对中国文化的探寻从未停止。他们以欧洲人的眼光看中国，看到了两种文化的相通之处，也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差异。

　　克洛岱尔就是一个不自觉的文化比较者，他对提倡无为而治、自然素朴的道家思想很感兴趣，并从天主教文化学者的角度出发对“道”进行认识和比较。

　　不妨从克洛岱尔的名剧《缎子鞋》谈起。这是一个发生在几百年前的西班牙爱情故事，但该剧主题来源于中国民间传说“牛郎织女”的故事。书中反映出这样一种观念，一切形象皆来自于一种差异，而差异使比较成为可能。但比较的结果无非通向最高的道，这个道是无、是有、是天还是造物，克洛岱尔试图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答案。几十年后，他表示，“无为”是“不要寻找，人们将得到你”，这与《圣经》中“寻找吧，你将得到”殊途同归。

　　此外，克洛岱尔多次谈及道家的基本术语“无”。不过，他并未把“无”当作世间万物之起源，而只是当作艺术中体现创造力的手段。在他看来，世界的起源并不在“道”，而在“天”，他坚信天主能从“空无”出发创造一切。作为天主教诗人的他，在道家智慧的“无”中看到的只是一种可能性。

　　克洛岱尔以外，还有很多法国文学家都对中国道家思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冀望从古老东方文化中寻觅精神救赎。

　　中新社记者：还有哪些作品反映了法国文坛对中国的认识？

　　余中先：有意思的是，在克洛岱尔的《缎子鞋》之后，我们又读到了马尔罗的《西方的诱惑》。该书以一个中国青年与一个法国青年之间的通信为内容，交流双方的误解和对彼此的认可、批判、失望、焦虑，通过对建筑、园林、文化、哲学等诸多方面的论述，阐发和比较东西方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差异。

　　在马尔罗笔下，东西方人在诱惑层面上的原因和动机是不同的。对当时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诱惑主要在物质层面，如先进的科技等。而马尔罗想探究的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诱惑。他在作品中既表现了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又表现了同一文化内部中传统与革新、保守与激进的冲突。但在书中，马尔罗是把一个欧洲知识分子的想法，硬套在了一个中国文人的头上。他看到西方种种思想在中国的传入，确实是颠覆了传统文化中那些最封建、最顽固的东西，但他并没有看到，那是中国年轻一代人自己思考、选择的结果。

　　中新社记者：克洛岱尔也好，马尔罗也好，对“东方”的认识是否有些片面？

　　余中先：可以这么说。他们都是用欧洲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克洛岱尔很希望他当年赞美和仰慕的东方会走上天主所引导的那条道路。马尔罗则认为，当一种文化无法与当今世界的基本观念沟通时，它只能从自身的构造中去寻找复兴或走向灭绝。对此，我们只能说，这两者都是从欧洲人的种种观念出发，是在以西方人的眼睛看东方，认为当一种异文化无法与欧洲观念相适应时便是自身构造有问题。

　　克洛岱尔对“东方”的认识，是片面或有相当偏见的。马尔罗所说的“西方”的诱惑，也可能是一种一厢情愿。说到底，中国是东方的一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也只是绚丽多彩的东方文化中的一种，而法国也只是西方的一片土地，法国文化也只是千奇百怪的西方文化中的一种。

　　中新社记者：如今，再次阅读法国人笔下的中国，是否对我们理解现在的中国有帮助？

　　余中先：是这样的。认识他国和他文化，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互相的误解、理解、批评、交流、吸收，都是为了建立起一种“和而不同”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有很多努力可做。可以从克洛岱尔和马尔罗的文字、话语中看到他们对东方的看法，也可以从中看出东西方、中国与法国自身的优与劣、先与后、宽与窄、满与空。由此，可以去追求更理想的社会，创造更绚丽多彩的文化。

　　多年来，我翻译了很多法语文学作品，并不是要生生地把外国的东西搬来中国，照着他们的路走，而是希望中国人在筑建自己的精神文明“长城”时，能更好地借鉴外国经验。这座“长城”的砖瓦不一定全是中国的，可以有希腊、罗马、法兰西的，也可以有非洲、大洋洲的，只要是好的砖石，都可以拿来，为的是构成更具共同性的精神财富。它应该包括更多民族、语言、文化的因素，而这样，它在未来才更有生命力。(完)

　　受访者简介：

　　余中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文学》前主编，傅雷翻译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翻译的《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余中先译介了奈瓦尔、克洛岱尔、阿波利奈尔、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格拉克、萨冈、昆德拉、费尔南德兹、勒克莱齐奥、图森、埃什诺兹等人的作品一百多部。出版文集《巴黎四季风》《左岸书香》《左岸的巴黎》《余中先译文自选集》等。曾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