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和、谢欣佚：找寻公约数的中欧人权十年对话

　　中新社北京8月6日电 题：找寻公约数的中欧人权十年对话

　　作者 张永和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谢欣佚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博士生

　　过去十年，全球政治格局演变加速，多边主义遭遇挑战，战争、单边制裁等给国际社会健康发展带来严重恶果。进入数智时代，世界格局变革加剧。今年，在此复杂背景下，“中欧人权研讨会”迎来了第10个年头，成为中欧之间少有的、保持持续性和深度的人权对话平台。作为人权理念交流与政策探讨的窗口，研讨会不仅见证了中欧共同关切的人权问题，也反映出区域间人权治理范式的多元化趋势。

　　在很长时间里，人权被视为中欧之间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制度背景、文化传统、政治语境的不同，使得中欧在人权议题上存在分歧。然而，这种“分歧”在十年的对话中，逐渐形成了从“异质共存”向“问题共识”的过渡，进而迈向协作，并寻找到彼此的人权话题“公约数”。因此，在人权议题被政治化、工具化的国际环境中，中欧人权研讨会在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基础上，使双方在人权议题上的共同点日益显现，合作空间不断扩大。

　　十年对话的问题意识演变

　　从2015年首届会议起，议题逐年演进，不仅反映了中欧在人权认知上的互动过程，也展现了一种跨体制、跨文化的协商逻辑如何在复杂国际格局中持续运转。这一对话机制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开会本身”，而在于通过不断的议题设定和话语调整，塑造了一种可持续、可协同的合作路径。

　　研讨会早期议题设定多为国际社会广泛达成共识的问题，中欧用“可以对话”的议题培养“愿意对话”的氛围，通过设立问题导向的共通议题，人权得以从语义对抗走向合作实践。这也是系列会议能够启动并延续下来的关键。进入中期，研讨会不再回避差异，开始正面探讨价值观、制度认知与文化背景之间的冲突与互解。议题设置从“能否对话”过渡到“如何理解彼此”，一种建立在相互承认基础上的“有限共识”逐步成形。

　　而在公共卫生危机、技术变革和国际形势复杂化的背景下，研讨会的重心也转向面对未来的全球议题。从“生命健康权”“科技与人权”到“数智时代的人权保障”，中欧对话进入从“比较”转向“协作”的新阶段。这一转向反映了人权议题在全球视野中的重构趋势：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挑战，制度差异本身反而成为互补的可能。未来，人权问题的解决需要超越单一价值体系的思维，中欧在此阶段不再是互相评判的对象，而是共同探索治理方案的合作体。

　　十年的持续对话并非偶然，研讨会之所以能跨越地缘和一定的意识形态分歧，关键在于其坚持以问题为起点、以交流为主线、以共识为目标的议题设置。这种交流对话不依赖政治谈判，而是靠学术、政策、技术等多维参与者共同维系。在多边主义疲弱、国际话语碎片化的今天，研讨会为人权国际合作模式开拓了一个新路径，也为国际社会在差异中寻求共处提供了实践样本。

　　聚焦具象人权保障开展经验互补

　　随着时代条件不断演变，人权理念早已突破传统政治自由权的范畴，逐步扩展为多重维度的复合性概念。在中欧各自的发展进程中，人权既是制度构建的价值支撑，也是回应现实难题的重要工具。理解这一理念嬗变过程，不能停留在抽象共识之争，而应置于全球挑战与制度应对的环境之中，观察其如何在实践中被重新定义、适配与重塑。

　　在以往的国际语境中，“人权”往往被作为一种道义立场与政治话语使用，问题更多集中于抽象价值与制度正当性。一些国家往往用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等少数自由权指标来评判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权的复杂性与整体性理解。人权评判不是单一指标，而是复合体系。中欧十年来的对话逐渐拓展了人权的评估视角，使“人权作为整体系统”的认知逐步深化。

　　在人权理念的不断延展中，中欧在人权治理机制上也开始探索合作空间。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算法治理、数据保护、平台责任等新议题打破了传统人权框架的边框，也倒逼了治理理念更新。中欧在数字制度设计中虽然存在路径差异，但在底层目标上趋向一致，即强化对个体权利的保障，避免技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侵蚀。

　　在实践中，中欧已不再将人权合作视为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而是作为治理协同的现实抓手。围绕数字教育普及、特殊群体保护等议题，中欧在机制性对话中逐步拓展了实质共识。这种从“理念碰撞”到“经验互补”的转向，表明人权合作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制度多样性与价值共通性之间并非不可调和，而是可以互为支撑。中欧在这一理念转型中的探索，不仅有助于重塑彼此之间的认知，也可能为未来全球人权体系提供现实的协调范式。

　　从持续对话走向共同塑造

　　人权作为一种理念，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诞生的，它深深嵌入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语境与社会结构之中，人权问题上的差异，很多时候并不来自对“人之价值”的否定，而恰恰是源于不同文明对“人应如何被对待”这一命题的多样化理解。正是在此意义上，近年来全球人权治理实践的焦点，逐渐从制度争论转向文明对话，从范式竞争转向价值互释。

　　尽管中欧差异显著，但在文化根基层面，双方均承认“人应享有尊严、权利与安全”的基本理念。欧洲传统强调个体自由不可侵犯，植根于基督教人道主义与启蒙理性主义；而中华文化则强调“仁者爱人”“民为邦本”等伦理观念，突出群体福祉与和谐秩序。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无法对话，恰恰为“多元路径中的人权实践”提供了可能性。

　　虽然十年的持续交流并未消除中欧在人权理念、制度路径与文化认知上的差异，但在差异之中拓展了理解空间，积累了信任基础，也促成了思维方式的转变。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互动，不再是“谁定义谁”，而逐渐转向“如何在相异中协同解决共同问题”。这不仅为双方关系注入更多理性与柔性，也为多极化时代下的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中欧都不只是某一个人权议题的接受者或输出者，而是共同面对人权时代课题的回应者与塑造者。

　　人权不应是制度竞争的分水岭，而应成为文明互鉴的汇合点。真正的全球人权合作，既需要共识的基础，更需要管理分歧与合作创造的能力。站在十年回望与未来展望的交汇点，中欧在人权领域的协作逻辑，或可为全球找到一种“在不完美中坚持对话、在复杂中探索共生”的公约数。(完)

　　作者简介：

　　张永和，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首席专家、非传统安全研究所主任、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校学位委员会委员、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法学学科带头人，《人权法学》《中国人权评论》《社会中的法理》主编。

　　谢欣佚，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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