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方朝晖：孔夫子与柏拉图为何都注重“德性”？

　　中新社北京1月31日电 题：孔夫子与柏拉图为何都注重“德性”？

　　——专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方朝晖

　　作者 安英昭 徐雪莹

　　在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孔子与柏拉图都将“德性”视为人生要旨。孔子倡导“志于道，据于德”，柏拉图认为公民应具备“四大美德”，二人可谓心意相通，更印证了孔子名言——“德不孤，必有邻”。

　　“孔子与柏拉图在学术动机及学术思想内容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共同之处。”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方朝晖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东西方两位先贤都有着极为强烈的以学术经世的倾向，亦都十分重视德性的提高，不仅视之为个人的人生宗旨，更视之为国家兴衰、天下治乱的根本。同时，二人讨论“德性”的路径又相去甚远，从中亦可窥见日后中西方治学之路产生分野的底层逻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新修版《中学与西学》中，您提到柏拉图和孔子都非常注重德性。为什么“轴心时代”的东西方先贤会不约而同关注德性？孔子倡导的“天下之达德”和柏拉图倡导的“四大美德”，二者之间有哪些相通之处？

　　方朝晖：《论语》记载，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并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知德者鲜矣”。柏拉图则在《理想国》中强调，公民应具备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这“四大美德”。

　　孔子和柏拉图分别站在中西方文化的轴心期，其思想对后来中西方学术两千多年的发展分别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和古希腊先贤思想的开创者都关注德性问题，但二者在历史时代背景上有重要差异。

　　古希腊世界由数百个城邦构成，彼此发生过很多战争。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把雅典社会很多政治问题彻底暴露。柏拉图讲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雅典和整个希腊社会当时盛行的民主政制的反思和批判，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就是民主制度弱点的牺牲品。柏拉图深深感到民主政制下城邦的躁动、民粹倾向和情绪化，若无有德性的精英来领导，会走向反面。

　　孔子讲德性的背景，则是统一的西周政权体系礼崩乐坏，原来的贵族世袭制度开始衰落。孔子讲德性，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贵族世袭这一不利于人才选拔和培养的制度而言，主要强调统治者自身素养提升。从此以后儒家几千年都重视德性，倡导以德治国。但柏拉图以后的西方哲学家们未必都重视德性，而是把柏拉图哲学中的认知主义倾向发扬光大了。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般被称为德性伦理学，但在亚氏那里，这仅属于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并没有被放在第一哲学的位置。换言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学作为一门客观研究德性的学问，是一门科学，他对德性实用价值的重视应远不及柏拉图。

　　孔子倡导的“志道据德”，与柏拉图倡导的“四大美德”，表面来看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都讲勇敢、智慧、正义。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讨论这个问题的路径，其实跟孔子非常不同。孔子讲德性，要提供一套可行、可操作的方法，即如何培养德性。但柏拉图讲美德，更接近于一种纯粹知识意义上的普遍的东西。《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和弟子们的讨论，更多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的、思辨的，对普遍概念、普遍定义的讨论，其对于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培养德性未必有多大作用，尽管柏拉图最关心的，也如孔子一般要培养人格。

　　中新社记者：您在书中提到，柏拉图讲的美德多以“求是”为宗旨，孔子代表的儒家则以“求应”为宗旨。该差异日后导致了中学和西学哪些路径上的分野？为何产生？

　　方朝晖：中国古代的学问，假如以儒道释三家为主体来看，都以求善为主要目的，第一是求善，第二是致用。所谓致用就是解决生活实际问题，一方面是每个人精神信仰、灵魂安顿、价值观、人生观的建设问题，另一方面是治国安邦，所以非常有实用主义精神。这种求善和致用的精神，在人类很多文明当中都有，只不过各个文明在道路上可能不同，所形成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也有所差异。

　　希腊人则独一无二地把求是、求知发展到登峰造极，为了求是而求知，为了求知而求是。在希腊人看来，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一直到20世纪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仍强调哲学的智慧就在于它是“科学的科学”。

　　这种求知、求是的精神往往摆脱了实用的生活需要。柏拉图曾认为，建立关于美德本质的知识(科学)，才可能真正拥有美德。但亚里士多德发现，关于美德本质的知识或科学(伦理学)未必有助于人们实际上建立美德，美德的建立需要实践、需要修炼功夫。就像将一块石头往天上扔一万次，石头也学不会自动飞往天上。

　　如果把人类的学问按照真、善、美三个领域来划分，那么中国古代学问属于广义的求善类型，而西方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属于广义的求真类型。这也是我在书中以“求是”与“求应”、“知”与“做”区分西学与中学的主要原因。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如果把中学和西学做比较，最有可比性的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希伯来传统，也就是您说的求善，为什么其更有可比性？

　　方朝晖：儒学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信仰传统，假如我们不愿称其为宗教的话，我宁愿用“更接近”宗教而不是哲学这样的表述。首先，宗教传统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在于以精神信仰为核心。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均如此，儒家也是如此，有自己的信仰，比如信仰天道、天理或者说“天地君亲师”等。

　　其次，宗教有永恒不变的“经”，哲学有经典而没有经。经不同于经典。经典是classics，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的著作；经被基督教称为bible、canon，是永恒不朽的。经典可以被批判、否定、推翻，但经不可推翻和否定。儒家无论讲“六艺”，还是讲“四书五经”，抑或后来讲“十三经”，也都称之为“经”。佛教也有《大藏经》《金刚经》《华严经》《心经》等“永恒的经”。

　　再次，宗教和哲学、科学的另一大区别，在于宗教要给人的生命提供终极的安顿和归宿，而哲学、科学则以求知为乐。儒家讲安身立命、修齐治平、天人合一，都是指人的终极精神归宿。儒家和其他宗教尽管答案不同，但都在这方面给出了明确答案。

　　复次，宗教非常重视礼仪规范，有时称之为清规戒律。它不是纯粹理论的东西，对于初学者来说有时是强制性、必须执行的。儒家的“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其中很多内容类似于清规戒律。

　　最后，哲学和宗教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于哲学以理性思辨为特点，但宗教以刻苦修炼为特征。中国历史上道家有内外丹，佛教有闭关修行，儒家则有修身养性。

　　我们知道，儒学几千年来都把修炼功夫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孔子跟同时代人讨论学问，认为真正有学问不是学富五车，而是做人做得好。《论语》中多篇出现“学”。如“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这反映了儒家的核心品质建立在功夫的基础上，即所谓践履。这些都反映了儒学的宗教性。

　　常有人说，儒学是一种哲学，就好像若不承认它是哲学，就比西方人低了一等。但实际上，儒学作为一种学问，总体上与西方的宗教(基督教、犹太教等)而不是哲学在形态上更接近。而且承认这一点，也不会妨碍我们可以从哲学角度来研究儒学，就像有人从哲学角度研究基督教一样。

　　中新社记者：您在书中提到，中国古代学术传统和西方现代学术之间的结合，更多应该在实践层面上。如何推动二者在实践层面更好地结合？

　　方朝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你是一个物理学家，非常爱好音乐。你在从事物理学研究的时候，严格按照物理学的方法；在爱好音乐的时候，则严格按照音乐的方法；这样，在实际生活中，这二者自然会在灵魂中产生碰撞。比如，爱因斯坦非常热爱音乐，是个小提琴家，但他大概没有发明一套把音乐理论和物理学相对论结合起来的理论体系。据说小提琴演奏给他的物理学研究带来了灵感，这就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结合。

　　牛顿在信奉基督教的时候，按照教徒的方式去祈祷，但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严格按照物理学的方法论来做。牛顿认为自己从基督教信仰中得到了巨大灵感，激发了科学研究的热情。不管他信奉的基督教是否有问题，但在实践中，他的信仰对他的物理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这种结合不需要先在理论上搞一套把基督教和物理学结合起来的理论体系。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些后来的科学都从哲学当中分化发展而来，都为求是求知的精神力量所推动。与此同样的道理，信奉儒学，把修身养性做好，让我们心性更平和，对进行科学研究也有好处，这就是在实践当中的结合。(完)

　　受访者简介：

　　方朝晖，安徽枞阳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1996年入职清华大学至今。曾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高级访问学者(2003.9-2004.6)、韩国首尔大学客座研究员(2008.9-2009.8)、台湾佛光大学客座教授(2006.4-5)，兼职包括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2014年起)、中华孔子学会理事(2015年起)、山东省泰山学者(2020年起)、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2020年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