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朱嘉明：ChatGPT现象级走红，人类该感到焦虑吗？
中新社北京3月15日电 题：ChatGPT现象级走红，人类该感到焦虑吗？
——专访经济学家、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朱嘉明
作者 夏宾 谢龙飞
ChatGPT的横空出世“更新”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认知，同时引发一系列疑问，它会不会造成失业问题？可能会引发哪些风险？对我们而言究竟“是敌是友”？
在近期出版的《AIGC：智能创作时代》一书序言中，经济学家、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朱嘉明将此次智能数字化转型称为“媲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范式转型”。
他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谈及ChatGPT，直言这是人类和人工智能间的友好竞争，而不是逼人类走向死角。对人工智能的恐慌和焦虑不应过分渲染，而应看到人与它共处的关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目前在AIGC相关话题中，ChatGPT最为火热。您提到现在讨论它威胁人类为时过早，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新事物的出现？
朱嘉明：AIGC(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生成内容)是人工智能经过长期摸索所选择的重要的、正确的发展方向，而ChatGPT是AIGC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ChatGPT已超越人工智能产品范畴，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人工智能与现代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模式、人类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结合，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学原理，这是根本性的变化。所谓的威胁论，目前来看还为时过早。当务之急是要面对AIGC触发的一系列新技术，思考如何理解、跟上和应用这些新技术，改变现有的产业、行业模式，实现创新。
中新社记者：比尔·盖茨认为，ChatGPT将与互联网诞生、个人电脑发展一样重要。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ChatGPT对人类发展进程到底意味着什么？
朱嘉明：从科技发展史看，比尔·盖茨的判断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因为AIGC技术确实是互联网、计算机革命后的重大革命，人工智能让互联网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将来互联网的主体，除人类本身外，很大程度上会是人工智能产品、特别是人工智能化的人类主导的智能互联网。
目前，AIGC进入到比较重要的初期阶段。2022年是很关键的一年，ChatGPT的出现，证明了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目前，已有与AIGC技术相关的一系列公司群体的创新，它会加速这个过程，促成人工智能进入到“人机直接对话，如同人与人之间对话”的重要阶段。可以预见，未来两三年，AIGC将逐渐进入发展高潮。
有人担心，ChatGPT这样的应用会不会使人类的思考能力下降。恰恰相反，它会强制并逼迫人类进化思想能力。现在，我们发现人类能做的，人工智能都能做，人类就必须思考自己还能做什么。当人类提出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时，就在进步了。
中新社记者：GhatGPT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包括学术造假、技术滥用、舆论安全等风险，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朱嘉明：任何技术进步、科技革命都会产生相应风险，主要通过两方面解决。一方面，要建立监管体系，形成相应法律约束。科技进步和政府监管、法律体系的演变不应发生脱节，而应让法律体系、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很多科技革命、科技进步中发生的问题，最终需通过革命和进步本身来解决。眼下人们认为的问题，当科技进步到下个阶段时，有些会自然消失。
中新社记者：ChatGPT再次引起了关于人工智能发展会造成一些人群失业的讨论，您认为哪些行业最易受到影响？
朱嘉明：在未来两三年内，应该不会出现因人工智能导致的大面积、大规模失业现象。ChatGPT这样的应用，不会对整体就业市场形成实质性威胁。从长远来讲，人工智能的发展扩展了人类活动范畴，改变了活动模式，和人类将有一个并存且互相促进的历史阶段。它逼迫人类在两个方面必须发展，其一，要将过去传统的创造性活动转入到更高级的创造性活动，把比较终端和低端的创造性活动交给人工智能。其二，人工智能会和机器人发生进一步结合，使机器人更大面积、更大程度地替代人类体力劳动，使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提高生活和工作质量。
在此过程中，人类自己要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需要更多企业家来开拓更多新领域、新行业，来逐渐完成人类从人工智能前世代到人工智能后世代的迁徙。
中新社记者：从全球范围看，在人工智能赛道，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中国有没有能力取得一个领先的地位？
朱嘉明：在现阶段的人工智能领域，必须承认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这次发布ChatGPT的OpenAI公司，几乎是独领风骚。之后会有相当多企业跟进，包括微软、谷歌。西方会掀起一个以AIGC为框架、以ChatGPT等类似产品为中心的一次人工智能产业链浪潮。
所以，我们要做从底层技术到大模型再到应用的全方位调整。匀速追赶不够，必须加速度才能缩短距离，而加速度需要各方协调和政策体系。中国应该选择“倒逼模式”，就是强化AIGC技术的应用，通过应用最终推动支撑应用的产业发展。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中国现在急需构建一个追赶 AIGC的产业政策体系。
与此同时，企业要加大应用力度、拓展应用空间；研究人员要能解决信息对称和基础研究问题；投资者要在国家引导下把相关的资本投入变成有长周期意识的资本行为，要有支持相关产业3至5年甚至更长时间投资的意识。如果过早过急追求资本回报，企业很可能在已经看到曙光的关键时刻，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不得不调整方向，失去历史契机。
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早期，在科技革命过程中，投资最大的特点是长周期、高风险、回报慢。只要技术达到一定的高度，自然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而商业活动是科技溢出效应的必然结果。过早追求商业目标就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溢出效应，如果“溢出效应”较小，商业利益必然非常有限。
中新社记者：观察近些年的新技术发展，西方国家实际上在底层技术上领先中国，而我们可能对技术的实际应用更好一些，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别？
朱嘉明：造成这样差别的重要原因是，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人才不够。但是，中国毕竟市场大，产业体系完善。在工程师层面，对技术开发领域，中国有相当大的优势和潜力。现在需要选择“田忌赛马”的策略，在AIGC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以此来弥补劣势。
教育制度也要改革，要缩短一流科技人才培养成熟的周期。如果分析OpenAI公司的创始团队，很少人完成了所谓的从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漫长周期。未来人才的关键在于保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爆发力。爆发力是身心投入、全天候突破某种事情的激情、能力、体力和状态。
优秀人才就像运动员，他们的高爆发力期其实很短。当年的集成电路革命、半导体革命，也都是20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主导。想象力、创造力、爆发力三种力量集合的时间对每代人来讲都不是特别长。现在的科技创新也是这样，要让年轻人得到机会，把他们的爆发力激发出来。今天的前沿科技感觉进入了体育竞技状态，要求快、强、突破。
中新社记者：您被称为“改革四君子”之一。在您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哪些精神能助推现在的中国实现科技创新和自立自强？
朱嘉明：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验是解放思想。中国改革的第一步其实始于“科技改革”。改革开放最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国性大会是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其核心思想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当时郭沫若发表了一份充满激情的书面发言，题目是《科学的春天》。
在我看，现代化首先是科技现代化，改革开放最初的动力就在科技革命。45年后的今天，我们要重新呼唤“科学的春天”。今天的世界竞争就是科技竞争，是科技前沿的竞争。(完)
受访者简介：
朱嘉明，经济学博士，教授，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南方科技大学等大学客座教授，珠海等地方政府顾问；学术领域宽广，包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科技创新、金融货币历史与政策、空间经济学、中国改革史等，特别是对数字经济，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有开创性研究与实践；代表作有《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现实与选择》《非均衡增长》《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书话集》《未来决定现在：区块链、数字货币与数字经济》《元宇宙与数字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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